■暨南大学 陈志平

  《砥柱铭卷》主体部分长达8.24米，计82行407字。前半部分内容为唐代名相魏征所作《砥柱铭》，铭文之后为黄庭坚所作跋语。加上历代题跋，总长近15米。在所有黄庭坚传世的真迹上，题跋与收藏印最多的非此本莫属。卷后有名人题跋26则，其中有5件罕见的南宋人书法作品，这些都是书史研究的重要资料。在众多的鉴藏印中，南宋中期的王厚之（1121—1204）的十六字白文印和后期的贾似道（1213—1275）“秋壑图书”印章最为宝贵。因为他们二位的印章，“既在山谷卷中的多处骑缝上，又在卷尾本纸上，这不像卷后写在别纸上的题跋，有可能被狡猾者拆换或接移的”！（傅申语）这是确定此卷为真迹的重要保证。而后半段的明人题跋中，值得注意的是山谷八世孙黄洵的题跋，该真迹其后又入明代最重要的鉴藏家项元汴之手。至清代为叶蔗田及潘德畬借摹入《海山仙馆藏真续刻》。20世纪上半叶，从广东流往日本，为日本藤井有邻馆购得（以下称为《有邻馆本》），近年返回台湾，可谓流传有绪之传世剧迹。

  在《砥柱铭卷》拍出之前，学者专家曾经就其真伪和相关问题进行了翔实的研究，主要论文有傅申先生《从怀疑到肯定——黄庭坚书〈砥柱铭卷〉研究》、黄君《山谷晚年书风的重要代表作——论黄庭坚大字行楷书〈砥柱铭卷〉》（二文载于《中国书法》，2010年第5期）及陈志平《黄庭坚与杨皓的交游及相关三帖考》（载于《书法杂志》，2004年第3期）等，此外水赉佑、张传旭及日本的中田勇次郎先生在相关著作中皆有简要论及。

  在有关《砥柱铭卷》的研究中，真伪问题无疑是研究的重中之重。乾隆时期就被认为是双钩摹本，此后，认为此卷是伪作的大有人在。致误的原因其实很简单，主要是他们混淆了《砥柱铭》的两个版本——《有邻馆本》和《山谷题跋本》。《有邻馆本》即此次保利拍本，而《山谷题跋本》则只有文字存世，而不见真迹流传。《山谷题跋本》比《有邻馆本》多出“建中靖国元年正月庚寅，系船王市，山谷老人烛下书，泸洲史子山请镵诸石”的款字，且部分文字有隐显的不同。这样就造成了一种错觉，特别是一些曾经细心校勘过两本的研究者便怀疑《有邻馆本》可能是《山谷题跋本》的节临本或者是射利之徒割去款识的割裂本，不过这些怀疑最后都被悬置。值得注意的是有部分学者将《山谷题跋本》和《有邻馆本》混为一谈，径直认为后者作于建中靖国元年（1101），然后通过比较《有邻馆本》与黄庭坚建中靖国元年前后的几件主要作品，发现其风格出入太大，于是转过来怀疑《有邻馆本》的真实性。其实，《有邻馆本》“一片神行”的书法风格和后面26则题跋已经保证了它的确凿无疑，后人题跋虽然犯了将此作定为元祐年间（1086—1094）的错误，但是间接证明了《有邻馆本》和建中靖国元年本确是不同的本子，从而为澄清错误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有邻馆本》书写的时间不在元祐（1086—1094）年间，也不在建中靖国元年（1101），而应该是在绍圣三年（1096）到五年（1098）间。考察帖中杨明叔与黄庭坚的交游情况可以得出这个结论。杨皓字明叔，眉州丹棱人，官于黔中，时在黄庭坚迁谪后。黄庭坚到达黔中乃在绍圣二年（1095）四月二十三日。杨皓抵达黔中在绍圣二年（1095）年末或次年（绍圣三年）年初。到黔中后，杨皓任“少府”（有人认为是“少府监”，实误。少府监乃官司名，非官名），即县尉，为县令的副手。杨皓的父亲与黄庭坚的给事叔父黄廉是同年，加上杨皓为人精勤干练，好学上进，于是深得黄庭坚赏识。《黄庭坚文集》中收录的与杨皓有关的诗文书信大多作于此时，黄庭坚经常邀请杨皓闲聊、共饭，并常馈之以书。在黄庭坚现存传世的书迹中，有三件与杨皓有关，分别是《雪寒帖》、《藏镪帖》及《砥柱铭》。绍圣四年（1097）九月重阳前后，杨皓赴彭水县当试官，从此不再担任“少府”之职。黄庭坚于元符元年（1098）三月起程迁往戎州时，杨皓曾从彭水赶来相送。《有邻馆本》或为此时所书。黄庭坚与杨皓的交游集中在绍圣三年至五年之间，之后仅凭书信来往。元符元年（1098）九月八日，黄庭坚在戎州《答李长倩》云：“别后故人唯杨明叔学问、文章、书札皆胜进。彭水行亦岁满，云当求此方差遣，欲竟其学，殊未可量也。”（《黄文节公全集·续集》卷四）建中靖国元年（1101），黄庭坚自蜀东归，杨皓赶来相送。黄庭坚系船王市，烛下重书魏郑公《砥柱铭》付泸洲史子山镵石。此石刻见载于《舆地纪胜》卷一百五十三和《蜀中广记》卷十六，地点在泸州府乐共县高寺，惜已不存。文字则载入《山谷题跋》，即成上述《山谷题跋本》。

  通过校勘《有邻馆本》与《山谷题跋本》可以得出两点认识：第一，《有邻馆本》文字有多处隐晦，脱误较多，与此间“既无书史可备检寻”的处境和黄庭坚忧谗畏祸的心境很合拍，山谷在绍圣三年左右写给杨皓的《雪寒帖》中警示他“然勿多示人”即是这一心迹的流露。第二，《山谷题跋本》为付泸洲史子山镵石而书，由于前次书写文字有漏落，故重写此文便有必要。而建中靖国元年政治环境的相对宽松，也解释了山谷此本不再隐藏敏感字眼且愿意通过刻石高调昭显杨皓事迹的内在心理动因。明白了这两本的关系，《有邻馆本》的真伪之争告一段落。

  《砥柱铭》是一段著名的文字，为贞观十一年（637）唐太宗巡狩洛阳时敕令魏征所撰。砥柱，山名，根据《水经注》记载：“禹治洪水，山陵当水者凿之，故破山以通河，河水分流，包山而过，山见水中，若柱然，故曰砥柱。”砥柱山位于今河南三门峡。唐代著名书法家薛纯（一名纯陁）、柳公权曾经书过此铭并刻石，但为砥柱洪涛所没，今不得见。黄庭坚曾多次书写此文，见于山谷文集的记载。他常以此文勖勉后生，希望他们能像砥柱一样，傲然挺立，临危不乱，在人生和事业上卓然有成。黄庭坚书此文时，自称：“忘其文之工拙，我但见其妩媚者也。”这说明山谷书写此作时心情很轻松。唐太宗曾说：“人言征举动疏慢，我但见其妩媚耳！”黄庭坚所谓的“我但见其妩媚者”当是指文辞之有得于心而言。

  黄庭坚对于书写的文辞总是有所选择，他经常借题发挥，借古人之文阐发自己对于人生事业的理解，或者隐晦曲折地表达自己对于时局的看法。在北宋政坛朋党纷争、小人辈出的局面下，黄庭坚书写的《廉颇蔺相如列传》、《范滂传》皆有较强的现实针对性，《砥柱铭》亦可作如是观。廉颇、蔺相如、范滂、大禹、魏征的共同特点在于能够独立不迁，坚持操守，百折不回，如砥柱山立，这正是黄庭坚心目中理想的人格。与此相对应，其书法也追求一种老重沉着、遒盘曲折的境界。

  黄庭坚一生的书法风格变化很大，这与他不断追求创新、不断求索、不断否定自我有关。黄庭坚晚年的书法追求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痛快沉着，二是心手相忘。此卷《砥柱铭》用笔奇宕潇洒，其峭削爽健处保留了早期《廉颇蔺相如列传》的“太露芒角”、直线居多的特点。但是显然比《廉颇蔺相如列传》沉着一些。黄庭坚后期书法重在追求老重和曲折，将《砥柱铭卷》与稍后的《寒山子诗》、《靖伏波神祠》相比，可以明显地看到《砥柱铭卷》向此境界迈进的努力。黄庭坚在迁往戎州后，领悟到“心不知手，手不知心”的创作法髓，其代表作就是《跋黄州寒食诗》，以此作衡量《砥柱铭卷》，后者偶然出现的误字、补笔恰好是山谷心手未谐的明显表现。论者常以此病山谷，他们不是从黄庭坚个性书风发展环节上来理解，不是从纵向比较的角度看，也没有形成对于黄庭坚书法思想的完整认识，仅从零星半点的个人体会入手，轻易地怀疑此作的真实性，无疑是隔靴搔痒、不足为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