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方俊

  中国现代文化名人遭遇的家庭婚恋冲突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同时也是人们关注的一个焦点话题。新近出版的一些以中国现代文化名流婚恋为题材的著作，如郭厚英的《尘埃里开出的花》、伊北的《爱恨都已倾城》和陈晓卿等人合著的《那些风花雪月的往事》等书，在悉心钩沉、解读相关人物的婚恋史料的同时，也由此引发了一些理性思索：为什么这些文化名人会集体遭遇婚恋情爱问题？他们对于家庭与婚恋情爱的现实抉择会给今天的人们怎样的启示？

  待解的密码：现代文化名人的情爱理想和婚恋现实

  1910年，即将引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陈独秀抛弃发妻高大众，移情别恋于妻妹高君曼，一时舆论大哗。但他不以为意，不仅公开两人的同居关系，而且写信给好友苏曼殊尽抒人生得意：“新得佳人字莫愁，公其有诗贺我乎？”其后随着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发展，新文化运动的另外两个重要人物胡适和鲁迅，也在同样演绎着家庭婚恋情爱的复杂纠葛：鲁迅、朱安与许广平；胡适、江冬秀与曹诚英……其实，在这个名单中还可以加进许多为人耳熟能详的著名作家名字：郁达夫、郭沫若、庐隐、石评梅、徐志摩、萧军、萧红、张爱玲、戴望舒，等等。

  早在1915年《新青年》创立之初，关于恋爱与婚姻的讨论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反叛封建礼教的一个热点话题。其中，陈独秀的《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吴虞的《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陶孟和的《妇女问题》、鲁迅的《我之节烈观》以及胡适的《美国的妇人》，都猛烈抨击封建礼教的野蛮与专制，提倡男女结合要以自由恋爱为基础，从而肯定了人对情感自由的追求，成为追求思想进步与个性解放的时代强音。但诚如伊北的《爱恨都已倾城》所揭示：这一代人处于中国新旧转型的历史时代，带有明显的新旧过渡性质，最典型的就是鲁迅和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两面大旗，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的观点，鲁迅和胡适何尝不知，可他们毕竟是从旧时代的淤泥塘里走出，进而迈上新时代坦途的。旧时代的种种牵绊，仿佛是腿脚上的泥，哪能轻易甩掉？于是，为了传统的“孝”、“义”，他们违心地接受了母亲给他们选定的“礼物”——“包办婚姻”。

  伊北的《爱恨都已倾城》曾以鲁迅与许广平的《两地书》为例，形象地把这一代人的情书称作是“情爱密码”，而把相关文章中的解读归结为“解码”：“……一旦把这些密码破译出来，串联起来，则仿佛是用线，穿起了一盘珍珠，那情感的光华，足耀人眼。”此书中的相关剖析对我们揭示现代作家的爱情理想和婚恋现实的“情爱密码”，无疑是有启示意义的。

  唯美：这一代人的浪漫风情

  “你是一树一树的花开，是燕，在梁间呢喃，你是爱，是暖，是希望，你是人间的四月天！”每当人们吟咏起林徽因的这首《你是人间的四月天》，就情不自禁地浮现出她与著名诗人徐志摩的那些如诗如画的浪漫爱情故事。事实上，对于那个时代这样一个高举个性解放、情感自由的独特群体而言，几乎每一个重要人物都有一段为人们津津乐道的浪漫故事。

  陈晓卿等人的《那些风花雪月的往事》，记述了郁达夫与王映霞、萧军与萧红、胡兰成与张爱玲、徐志摩与陆小曼、戴望舒与穆丽娟等40对现代文化名人的婚恋故事：郁达夫，不顾自己已有妻室，更不在意朋友和家人的反对，一心向王映霞发起了猛烈的爱情攻势。他在日记中写道：“我要赶快写，赶快写，写了小说好去赚钱，赚了钱就去见王映霞。”离婚后不久的胡兰成给张爱玲寄去了一封求婚信，然而张爱玲的回信却是一张白纸，胡兰成匆匆赶到张爱玲寓所，目光中充满了疑惑。张爱玲却缓缓地说道：“我给你寄张白纸，好让你在上面写满你想写的字……”书中用语虽然不多，却也传神见性。只是“风花雪月的往事”的命名稍有轻薄怠慢之意，似乎不解这一代人的浪漫风情。

  相比之下，郭厚英的《尘埃里开出的花》对于这一代文化名人的追忆要精致华美得多：“民国时代，一切都在一种几近崩溃的混乱之中。可是，这样一个民国，偏偏一些名士的韵度，却唯美得要命……有亭亭一树白茉莉花般斯文的马一浮；醇酒、书籍、女人一样也不能少的黄侃；青瓦镂窗老屋的走廊上孤单徘徊的谢玉岑……联想到他们的心生戚戚，又那样纤尘不染，就感觉到民国的时光宛若停止般的静美。”一个“唯美”，说尽这一代人凄美如斯的花样年华。

  悲怆：现代作家情爱密码的别样解读

  伊北的《爱恨都已倾城》曾以新旧对比的口吻说明了“五四”时代新旧女性之间的不同命运：旧女性在新旧历史风云转变的夹缝里，迈过了旧时代的门槛，站在了新时代的土地上，可接下来往哪里走，她们不知道。她们所能做的，只能是原地踏步。而新女性风风火火上学去了，恋爱去了，革命去了，抢尽了风头。

  在新旧社会的转型中，旧女性成为时代进步的牺牲品是毫无疑问的，但问题是，比旧女性条件优越的新女性的命运真的只是“风风火火地上学、恋爱和革命”那般潇洒吗？这让人不由得想起女作家庐隐。在“五四”一代的女作家中，庐隐是得风气之先的，她“从封建教育中破茧而出，不用缠足，不用做童养媳，接受了当时女子所被允许接受的最高等的教育，在校园里畅享新文化洗礼，有了难得的社交机会，可以恋爱、演讲、游行、在报上发文章……在新文化汹涌而过的时代浪潮中，可以说是占尽了先机。”但庐隐又恰恰是以苦闷形象屹立于文坛的。这种“苦闷”不仅表现在庐隐笔下的主人公身上，也渗透在庐隐本人的人生经历中。庐隐的“苦闷”不仅属于其个体的生命体验，更是不折不扣的“时代的苦闷”。

  这是怎样的一种“时代的苦闷”呢？细读鲁迅与许广平的《两地书》，我们不难寻到答案。单从追求恋爱至上、感情自由的情爱理想而言，鲁许之间的爱情心心相印，堪称伟大。但从鲁许后来同居的现实抉择来看，则让人分明能够感受到他们身上的重负和压力。即便是“中国思想界之斗士”的鲁迅，在追求个人婚恋自由时都是那样的无助和身不由己，还遑论他人。而他最终发自肺腑的“我可以爱！”的内心呐喊，则透露出“五四”一代忍辱负重、欲退还进的“悲怆”。

  “五四”先驱者距今已近百年。百年后的我们追忆先贤们的婚恋情事，唯美地看，可以津津乐道于他们仿佛不食人间烟火的花样年华，这是一种远距离产生的美感；现实地看，挥之不去的是他们挣扎于婚恋牢笼的苦闷、彷徨和悲怆，这是一种近距离获得的感悟。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随意地裁剪历史，而是历史本身就是新旧交织、五味杂陈的。

  “五四”时期作为中国由传统社会向近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时刻，其所面对的时代问题以及所采用的现实主张，对百年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以及当代中国社会的影响是深刻而持久的。我们感受历史，其实也是思考现代！

  相关链接

  《尘埃里开出的花》，郭厚英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1月出版。

  《爱恨都已倾城》，伊北著，万卷出版社2010年1月出版。

  《那些风花雪月的往事》，陈晓卿、姚友霞、马侃著，湖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2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