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鸣 

  生态小说、生态报告文学、生态诗歌、生态散文一道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格局中引人注目的“绿色”景观。它们以集束冲击波式的大量作品，直接切入到中国当下的生态现实问题，产生了极大的社会轰动效应，对启迪我国民众生态环保意识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但总体看来，精品佳作鲜见，艺术品格有待提升。反观它们所存在的问题，对将来生态文学如何不断地探索，走向完美，具有重要的理论探讨价值与意义。

  唱“同一首歌”

  为提出生态危机的问题，呼唤生态意识，生态文学普遍看重对现实的反映以及对指导现实的“说理”。他们在表现生态危机之真的目标导引下，热衷于真实摹写生态事实，注重亲历性素材并执著于个别事实的逼真确凿，相当一部分文本以写实的结构贯穿始终，将作品展示事实的“真实”，在一定程度上当成了警示读者的生态案例。在这种情况下，生态文学唱“同一首歌”的现象极为突出。同一题材，一哄而起，共同聚焦。雷同的叙事成分在不同的作品中机械重复，导致情节的撞车。同一作者的作品轻微改装，甚至原封不动照搬和自我复制等现象，便无可避免了。比如光揭示水危机的生态报告文学就有刘贵贤的《中国的水污染》和《生命之源的危机》、马役军的《中国水危机》、航鹰的《生命之水》4部作品。仅揭示关于长江生态问题的有岳非丘的《只有一条长江》、徐刚的《报告中国：我们将失去长江》、哲夫的《叩问长江》、郭同旭的《长江悲鸣曲》等作品。《南方的森林》、《老海失踪》二者皆是观照山区的保护与开发的小说，情节差不多。张抗抗的《沙暴》、汪泉的《沙尘暴中深呼吸》、李悦的《漠王》、孙正连的《大布苏草原》、唐达天的《沙尘暴》等不约而同地写到了“沙尘暴”，似乎吹响了向沙漠进军的“集结号”。乌热尔图的《老人和鹿》、京夫的《鹿鸣》、朗确的《最后的鹿园》、董立勃的《野鹿》在人物关系、故事情节、结构关系上都同出一源，好像在做关乎鹿的“同题作文”。杜光辉的《金蚀可可西里》就是《哦！我的可可西里》的孪生兄弟。郭雪波的《沙狐》、《银狐》、《沙葬》多次写狐与人相依为命，同一人物，同一情节在不同作品中反复出现，作为同一作家的不同作品有明显的“炒卖旧货”与“资产重组”的复制现象。夏天敏的《好大一棵桂花树》与《桂花，桂花》也是同一个人换了服装，只是标题不同而已。

  似曾相识燕归来

  生态文学重点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较之过去单以人为中心的文学，有了更为广阔的艺术空间。但遗憾的是，审视绝大部分生态文学，塑造的形象却好似一个模子“克隆”出来的，读者大有“似曾相识燕归来”的感觉，这里尤以生态小说为甚。它们大多数都在以下3种范式内游移：一是“最后一个”的哀挽式。小说常借助“最后一个”的动物或植物，投以“挽歌式”的凄惨目光，由此考问人性的邪恶与贪婪，对人类肤浅的优越感和自豪感予以鞭挞。这种塑造形象的路向，我们从一些作品的标题就能看出端倪，如陈应松的《豹子最后的舞蹈》、李传锋的《最后一只白虎》、张长的《最后一根菩提》、叶楠的《最后一名猎手和最后一头公熊》等。这些生态小说一拥而上地注目“最后一个”，类同于新闻媒介惯常采用的“议题设置”传播策略，即选择并反复突出某些内容，从而使这些内容引起公众的注意和重视。但如此千篇一律的“最后一个”，如同国家通讯社发布给各媒体的通稿，腔调一致，内容大同小异。二是“狼狐翻身”式。这是指许多生态小说集中地塑造了狼和狐等动物形象，对它们的形象进行颠覆性改写，狼已不再是凶暴、贪婪的代名词，狐也不再意味着媚惑、狡诈的不祥之物，而是还它们在生态系统中的本来面目。如轰动一时的《狼图腾》、《怀念狼》等狼文学现象就是最突出的例子。还有重塑狐形象、热情讴歌狐之良善的小说《狐啸》、《沙狐》、《银狐》……如此集体式再造狼、狐的形象，生态文学的景观未免让读者感到单调，这种趋之若鹜式的重复叙事，在很大程度上减损了作者创作心智与个人化质地。三是“守护生态的含魅老者”式。这也成了生态小说塑造形象的“公地”，文本中塑造的老人永远是正面的人物形象，这些老者与大自然契合，对自然生态有着集体无意识式的卫护感，通常有着超人的预感和预言，具有不同流俗的神秘色彩。比如《涨潮时分》中的退休老革命、关仁山的《苦雪》中的老扁、叶广芩的《猴子村长》中的村长父亲、《狼图腾》中的毕利格老人、《狼祸》中的孟八爷、叶楠的《最后一名猎手和最后的一头公熊》中的老库尔、夏季风的《该死的鲸鱼》中的陆老头。艺术最忌讳跟风，西方经济学有一个著名的理论模型，就是1968年哈丁教授在《公地的悲剧》一文中讲的所有人都到公共牧场放牧，必然会遭到过度放牧的故事。生态小说不约而同地塑造老人形象，是否也在上演小说创作中的“公地”悲剧呢？

  有“装神弄鬼”之嫌

  生态文学在价值观上存在着极端推崇神性与自然伦理，忽视理性与人文精神的偏至化倾向。生态文学大量地融入了古代自然神话、神秘现象、宗教传统、奇风异俗等内容的叙述，以此强调万物有灵的观念，使自然万物濡染着浓厚的神性色彩。应该说，生态文学对神性的链接，目的在于把人与自然重新整合起来，增加人对自然的敬畏之心。但一些作品却对神性缺乏必要的哲理思辨能力和艺术化解力，表现出对神秘文化无选择的认同，把一切具有神性色彩的文化包括民间最粗鄙的形态、最匪夷所思的形式，统统视为传统文化中生态智慧的瑰宝，津津有味、夸大其词地加以文学描写，对神性文化缺乏必要的提炼和叙事的节制，由此招致一些作品堕入了玄虚不可知论的深渊，有装神弄鬼之嫌，走向了神性的极端，情节的怪异、人物形象的似神似妖化便成了它们共同的诟病。如郭雪波《银狐》中银狐对人的看顾，如若《白蛇传》的狐狸版。贾平凹《怀念狼》多处写到狼变成人、人变成狼，“神气”弥漫。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中两只狐狸幻化成人，为人送葬，则显得“仙气十足”。杨志军的藏獒系列，把藏獒表现得无所不能，似乎是古代神话小说中二郎神的哮天犬下凡。还有作品中一些神秘老者形象，这些老者所作所为似乎介于半人半仙之间，如《怀念狼》中的老道士、《银狐》中的老孛、《狼图腾》中的毕利格老人等，他们能预测生死，通天地、懂万物之语，类似于神魔或玄幻小说中的人物，缺乏人间烟火气，不具备可信性与深刻性。同时生态小说一拥而上地扬狼狐贬人类、颂扬动物与人等量齐观的道德主体位置，无限度地表现自然的内在价值，一味否定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对自然的改造，主张自然万物与人绝对平等，流露出的是彻底厌恶与归罪人类的立场。这正是它们在自然伦理与人文精神之间偏于一隅的集中表现。因为如果我们不加区分地、不考量中国实情一味鼓吹所谓西方后现代话语谱系中的“自然伦理”，忽视人的生存之需，势必造成人文精神的缺失与生态理念的价值错位、混乱，而走向二元对立的另一种版本“非人类的中心主义”。只有既关注人类的生存发展，又树立自然伦理尊严的中和、兼容的价值趋向，生态文学才能走出要么自然、要么人类的“二者必居其一”的思维误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