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钩沉

  陆游这样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竟然与朱熹有着如此深厚的情谊，竟然对他的逝世如此悲伤痛惜，这里面一定有原因。  

  ■沈淦

  说实话，鄙人虽然喜爱朱熹那两首流传甚广的诗：《观书有感》与《春日》，对这位理学大师本人，却没有什么好印象。那首诗固然写得好——“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观书有感》）然而，若论诗词，唐宋时期，区区朱熹以及他的那两首诗，又算得了什么呢？

  或许，没好印象的原因，是受新文化运动以来反封建礼教的影响吧，鲁迅先生不是一针见血地将道学先生们鼓吹的“仁义道德”斥之为“吃人”吗？

  读了宋末元初周密的笔记小说《齐东野语》，其中有一个与朱熹有关的故事，更令人愤慨。浙江天台营妓严蕊，不但“色艺冠一时”，而且才华出众。台州知州唐与正大为称赞，曾赏赐给她两匹双丝细绢。不久，朱熹以“使节”的身份来台州巡视，听说唐与正曾经赏赐给严蕊细绢后，就逼迫严蕊承认与唐与正有奸情。可是万万没有想到，严蕊虽然“系狱月余，备受棰楚”，却“一语不及唐”。

  朱熹对后世的影响极大，他为儒家经典所作的注解如《四书章句集注》等，成为明清之际科举考试中八股文的唯一依据。然而，明末清初的大学者毛奇龄却不买账，据《儒林琐记》记载，毛某“掊击宋儒尤力”，竟然扎了个草人，说这就是朱熹，让他侍立在自己身边，每从朱熹的注解中读到有不够准确、不够贴切的地方，就“诘难扑责，以示贬辱”。笔者不由暗叫：“痛快！”

  改变对朱熹印象纯属偶然。

  那一天，偶然从清人王应奎编著的《柳南随笔》中读到陆游于朱熹逝世后撰写的一篇祭文：“某有捐百身起九原之心，有倾长河注东海之泪，路修齿髦，神往形留，公没不亡，尚其来飨。”只有35个字，却凝聚着作者对亡友无限真挚之情和无比痛惜之心。陆游这样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竟然与朱熹有着如此深厚的情谊，竟然对他的逝世如此悲伤痛惜，这里面一定有原因。或许，朱熹也有其过人之处，有着令人崇敬的过人之处？

  又偶然读了南宋罗大经在《鹤林玉露》里记载的这么一个小故事：“朱文公有足疾，尝有道人为施针熨之术，旋觉轻安。公大喜，厚谢之，且赠之以诗云：‘几载相扶藉瘦筇，一针还觉有奇功。出门放杖儿童笑，不是从前勃窣翁。’道人得诗径去。未数日，足疾大作，甚于未针时，亟令人寻逐道人，已莫知其所往矣。公叹息曰：‘某非欲罪之，但欲追索其诗，恐其持此误他人尔。”这点用心，却不能不令人钦佩。

  正是由于这种钦佩，笔者重新翻开《宋史》，将《朱熹传》又仔仔细细地读了几遍，以期对他有更加明晰的了解。

  朱熹祖藉江西婺源，宋高宗建炎四年（1130年）生于福建尤溪，19岁中进士，历任泉州同安县主簿、知南康军、提举浙东茶盐公事、知漳州、知潭州、焕章阁待制兼侍讲等职，历南宋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于宋宁宗庆元六年（1200年）病逝于福建建阳，享年71岁。

  朱熹一生仕途坎坷，他登第50年，仕于外者仅9年，立朝才40日。他本人亦不喜为官，屡屡辞职，而将大部分时间与精力用于著书讲学，是继程颢、程颐兄弟而后理学的集大成者，南宋“闽学”的创始人。作为一代宗师，他著述极丰，有《周易本义》、《书古经》、《礼记辩》、《朱子礼纂》、《孝经刊误》、《四书集注》等，《宋史·艺文志》中著录者有40余种，未著录的尚有20余种，另外由其弟子或后人编纂的著作也有20余种。全祖望在《宋元学案》中称他“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矣”，显然并非溢美之辞。

  这位南宋大臣、大学者、大教育家的本传洋洋万言，而记录其言论及奏章的文字就占了大约一半。笔者对他由钦佩变成了崇敬。因为，首先，他是一个敢于讲真话的人。

  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六月，刚刚登上皇帝宝座的宋孝宗赵眘下诏求取“直言”，朱熹就上了一份奏章，开宗明义地指出：“圣躬虽未有过失，而帝王之学不可以不熟讲；朝政虽未有阙遗，而修攘之计不可以不早定。”接下来就批评开了，您“风诵文辞，吟咏情性，又颇留意于老子、释氏之书”，可是您知道吗，这些玩艺儿于治理国家可没什么用处哟。身为一国之君，究竟该如何掌握“帝王之学”与“修攘之计”呢？首先，不可与“于我有不共戴天之仇”的金人议和，而是要励精图治，使国富而兵强，然后乘衅而动，收复失地。难怪陆游与他成了好朋友。

  除了敢于讲真话，朱熹的心中还一直装着普通老百姓，这是他的又一可贵之处。

  面对着皇帝，无论是言谈还是奏章，他都把老百姓摆在一个重要的地位反复告诫：“四海利病，系斯民之休戚”，“天下之务莫大于恤民”；他直言指出“民力之所以重困”的原因，就是殷切希望皇帝能够“爱养民力”。在担任地方官的9年之中，朱熹为老百姓做了不少好事、实事。淳熙五年（1178年），朱熹受命治理南康军（郡名，治所即今江西赣州）。《宋史·朱熹传》说他在南康任上“兴利除害，值岁不雨，讲求荒政，多所全活”。什么叫“荒政”？《宋史·尤袤传》中记载，与朱熹同一时代的南宋官员尤袤任江东提举时，也碰上大旱灾，他便效法朱熹“讲荒政”，即下五等的农户，所欠租赋在五斗米以下的，全部蠲免。尤袤推行于诸郡的结果是，“民无流殍”，与朱熹的“多所全活”起到了同样的效果。

  淳熙八年，浙东一带久旱无雨，水源枯竭，农田龟裂，造成严重饥荒。是年八月，刚从知南康军任满的朱熹，移官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出于对灾民的关心，朱熹“即日单车就道”。在上任的路上，他就移书他郡，募集米商往浙东贩粮，并郑重许诺给以减免税收的政策优惠。于是，米商们的粮船纷纷驶往浙东，待朱熹到达任所时，“客舟米已辐辏”。朱熹又经常“单车屏徒从”，四处察灾情，访民隐，所到之处，人们都不知道他就是堂堂的提举使大人，于是那些贪赃枉法、不积极救灾的官员都受到严厉查处，还有一些贪官污吏则识相地弃官而去。这一来“所部肃然”，官场风气亦为之一变。浙东地区举凡“丁钱、和买、役法、榷酤之政，有不便于民者”，朱熹“悉厘而革之”。救荒有了成效，朱熹又“随事处画”，为百姓谋求“经久之计”。并严肃查处各地有行贿受贿、徇私枉法行为的官吏。朱熹一系列的便民措施，得到了浙东百姓的衷心拥护。宋光宗即位后，朱熹改任漳州知州。他又根据当地实情，上奏废除所属各县的“无名之赋七百万”，并减免“经总制钱四百万”，大大减轻了百姓的负担。

  除了敢于讲真话、心中装着老百姓外，朱熹还有许多优点：比如说重视教育、重建白鹿洞书院；比如说安贫乐道，虽然因“箪瓢屡空”而不得不经常向人借贷，可是“非其道义则一介不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