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翻检成就时，我们也发现中国纪录片的题材多来自历史，对当今中国社会最关注的现实问题反映得太少，如住房、就业、教育、医疗等，缺乏直面现实的审视和记录，未能对中国现实语境作出充分的反映，这和纪录片肩负的使命和社会责任有所偏离。

  ■牛光夏 谷瑞丽  

  纵观2010年的中国纪录片，我们发现它给喜爱纪录片的观众带来的是多元化的享受。这一年，观众们既享受到了黄金档播出的大制作纪录盛宴带来的酣畅淋漓，如《敦煌》、《大明宫》等，也感受到了栏目化运作中如约而至的常规播出带来的远离喧嚣的沉静，还有在院线放映的被命名为中国首部“纪录大电影”的《外滩》带来的柔美深邃，也有入选上海世博会且在国外获得多项大奖的献礼纪录电影《海上传奇》，当然也有对这种新形式纪录片的或困惑排斥或欣然接纳。

  这一年中国纪录片人在纪录片这块相对寂寞的土地上继续辛勤耕耘，《敦煌》、《大明宫》、《公司的力量》、《华尔街》等大型纪录片陆续热播，引发了全社会对纪录片的关注。在土豆、优酷等视频网站上，这些纪录片的点击播放率和回帖率都很高。这些纪录片让观众更深地体味到了真实记录的力量，也领略了纪录片人的不懈探索与创新的努力。同时中国的纪录片市场也释放出令人鼓舞的信息，呈现出向好的动态，有圈内人士满怀希望地预言：纪录片的春天要来了！

  《敦煌》效应推动纪录片重拳出击

  2010年农历虎年的大年初一，早已在媒体上频做宣传的10集电视纪录片《敦煌》亮相央视新闻频道，在晚间9点半的“黄金时段”播放。这部底蕴深刻、内涵丰富、艺术观赏性强的大制作让热闹的春节电视荧屏上多了几分文化与历史的厚重。《敦煌》在新闻频道播出后，在社会上引起新一轮的敦煌热。据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节目代理部音像营销总监谢鹏飞在央视《新闻联播》中透露，他们首批加工的5000套《敦煌》的DVD，在两周左右的时间里销售一空，创造了纪录片销售的最高纪录。美国国家地理频道购买了《敦煌》亚太地区的播映权。日本、泰国的电视台也译制了《敦煌》并准备发行DVD。《敦煌》的热播还引发了敦煌文化旅游热这一连锁效应。从传播的角度来看，《敦煌》的成功提升了公众对于纪录片品质的认同，为纪录片发展开拓了新的天地。正如中国传媒大学的纪录片专家何苏六所言：“纪录片越来越被老百姓关注，这对净化电视荧屏、提升媒体形象、引导民众文化消费、提升国民素养都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

  庚寅年初《敦煌》的热播成为一个良好的开端，其后作为制作精良的系列纪录片，《大明宫》、《公司的力量》、《华尔街》的播映也得到了许多观众的热情关注。

  “纪录片之家”是国内知名的纪录片网站，拥有8.1万多名注册用户，在这个网站的纪录片讨论区有一个很火的帖子，名为“《大明宫》看得我不能自拔”，这个发布于2010年9月10日的帖子对《大明宫》唯美的画面、动听的配乐和解说高度赞美，引来了大量的跟帖和点击。

  6集大型系列纪录片《大明宫》是导演金铁木继史诗电影纪录片《圆明园》之后的又一力作，这部纪录片历时两年，仅特效制作费就达1600万元。

  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中国金融市场正走向开放的征途中，寻找他山之石变得非常重要。央视财经频道陆续播出了均为10集篇幅的大型电视纪录片《华尔街》和《公司的力量》。

  一个世纪前，严复曾疾呼要“睁开眼睛看世界”，纪录片《华尔街》和《公司的力量》都表达了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当下中国怎样看世界，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一个正在崛起的中国自信的表征。

  而在2010年元旦亮相央视十套、由康健宁任总导演的8集纪录片《大秦岭》第一次以纪录片的形式从中华文明、中国历史的进程中来审视一座山脉，阐释秦岭的人文精神，解读秦岭的文化积淀，展示秦岭如今所具备的现实意义及对于当今社会的价值，突出秦岭对人类文明的贡献。

  坚守阵地的栏目化纪录片

  纪录片栏目化使常规纪录片有了自己的阵地，相对固定的播出时间也培养了一批忠实的观众群。但在和电视荧屏中发展迅猛的电视剧、综艺娱乐类节目同台竞争的栏目化生存中，市场成为纪录片栏目沉浮起落的决定性因素，生存环境变得异常艰难，大多纪录片栏目退守午夜时分。创作者们虽然直面竞争的残酷和末位淘汰制的巨大压力，但他们仍然为了自己的纪录片理想在各自的阵地上坚守，努力从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贴近观众。

  如《见证·影像志》栏目去年的规定动作——系列片《甲子》之《辞丑迎寅》，以及《记忆》系列等，将历史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观念与方法引入日常的影像记录中，尽可能从民间的、社会学的、人类学的角度来展现中国的世俗变迁。当年的平面媒体，包括报刊、杂志、画册和书籍的内容，当事人的回忆文字，私人记录被引用到节目中，使节目的叙事能力大大增强。使记录有了更为全面而细微的、个人化的视角，多了一些普通观众感兴趣的感性的描述，以此来展示中国的社会图景，实录市井百态。重大历史事件在片中只是叙述背景，由众多记忆碎片组成的百姓生活构成了纪录片的主体。

  在普通草根可以参与到媒介传播链条中来的“我媒体”时代，采用口述这种带有明显新史学特征的手段进行历史书写的方式渐入人心，“口述历史”这一记录方式在电视屏幕上风生水起。《见证·影像志》中《我的父亲母亲》系列即记录了一代人的口述史。它以亲历者的记忆和口述以及具有民间色彩的视觉史料，以影像记录提供了一种表达和阐释历史的新方式，还原那一时期的历史风貌，构建一部更为生动可感的另类历史。如《苏联专家走了》这一集中，以中国上世纪60年代俄语专业的大学生费蝉英的口述为主要线索，以她个人的经历来映射中苏关系的变迁。毕业后作为铁道部苏联专家随身翻译的费蝉英享受着同外籍专家相同的生活补贴待遇，苏联单方面突然要求撤离在华工作的顾问和专家，单方面废除两国经济和技术合作，之后大批俄语翻译面临着失业，她又去学习英语，做起了英语翻译。其他如中央电视台的《大家》、凤凰卫视的《口述历史》等栏目也采取了口述史这一史学范式来制作纪录片。

  凤凰卫视利用境外媒体的话语空间，将关注重点对准大陆体制内媒体难以言说的20世纪复杂的中国历史，以解密为诉求屡屡触碰近现代史中敏感的政治事件。以其一贯秉承的国际视野、人文关怀和华人视角，锁定精英收视群体，以纪录片栏目《凤凰大视野》和《皇牌大放送》为主要阵地，在黄金时段播出，力图开启一个纪录片时代。

  在省级卫视的阵营中，上海纪实频道、北京科教频道以及北京卫视的《档案》、云南卫视的《经典人文地理》则是其中的翘楚，当然这与他们对过去的超越和创新不可分割，与他们媒体意识和受众意识的进一步增强密切相关。

  “好看”与“真实”的探索

  纪录片首先要好看，才能吸引观众，才能有收视率，才能有客户，才能有影响力。这样的循环促使纪录片制作者们不得不摒弃原有的清高和严肃，摒弃曾经的“贵族气”，进行各种创新和探索，吸引更多眼球的关注。

  于是在2010年，中国纪录片的“真实再现”之风愈刮愈烈，以观众的收视兴趣为取向，讲求叙事的情节化、戏剧化，这在《见证·发现之旅》和《探索·发现》这类纪录栏目里已司空见惯。《探索·发现》播出的7集纪录剧情片《迷徒》，邀请《潜伏》、《我的团长我的团》等电视热播剧中的专业演员，以本人访谈加剧情化再现交互的手法进行拍摄，演绎最后一个在大陆落网的国民党少将级高级特务郑蕴侠的传奇人生。并且按照美剧的通行方式，先制作播出先行版，搜集业界及观众反馈，为后期播出的7集高清版制作提供最直接的来自于受众市场的意见。

  而《敦煌》拍摄时共招募了27位演员，包括近现代的常书鸿、罗振玉等都是由演员扮演的。在第8集《舞梦敦煌》中，主创者甚至大胆地虚构了一个叫做程佛儿的大唐舞伎，以她的舞蹈生涯透视敦煌壁画中优美的舞姿舞韵。虽然真实再现和扮演近年来已渐渐为学界、业界及普通观众所接受，但这种已然跨过纪录片“非虚构”底线的创新举动依然引发了很大的争议，有些人对于这类纪录片的“真实性”发出质疑的声音。反对者认为主观虚构的过度和泛滥是对纪录片真实本性的消解和远离，纪录片不是剧情片，如果纪录片可以随意还原历史、虚构人物，还不如直接去拍电视剧、故事片，干吗打着纪录片的幌子去忽悠观众？认同者则认为纪录片凭借“非虚构”拓展了地盘，并借此改变了过去曲高和寡的姿态，更加贴近大众，也具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这些新的探索和尝试一方面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纪录片的表现形式，另一方面改变了过去人们对历史、考古类纪录片枯燥无味、沉闷晦涩的印象，令纪录片不再面目平淡，不再停留于文字和模糊的黑白图片中，而是活色生香，扣人心弦，甚至富有戏剧冲突与矛盾。但关于如何维护纪录片本性的问题和真实再现的“度”如何更好把握令不少观众甚至是学界、业界人士纠结不已。

  纪录片的佳音与春讯

  2010年的两会期间，一份名为《关于促进纪录片影视文化产业发展的建议》的议案被正式提出。大势所趋，中国纪录片的产业化是发展的必然方向。纪录片产业化的前提是成熟的商业化和国际化运作，而中国纪录片在产业化、商业化和国际化的道路上都仅仅是蹒跚学步，可喜的是2010年第六届中国国际科教影视展评暨制片人年会迈出了令人振奋的一步。在这次年会上，首次设立的预售环节拉开了体制内主流媒体第一次大规模国际预售活动的序幕。国际预售是包括纪录片在内的各种电视节目融资的重要方式，是先市场、后生产、各自降低投资风险的一种良好的产业模式，这一国际流行的节目买卖方式，因新鲜而让中国的纪录片人遭遇了国际化的兴奋。重庆广电纪实传媒有限责任公司的《钓鱼城》、北京电视台的《野鸭有家》等提案入围前五名。

  虽然2010年有“崔永元八年拍成纪录片无买家，节目组已停发工资”这样的新闻，令人感叹纪录片在媒体泛娱乐化时代的命运。而2010年另一条新闻则让所有纪录片人和纪录片爱好者欢欣鼓舞。“央视在1月1日开播一个专门的纪录频道，每年要投资将近6个亿，每天有4个小时的播出时间”。

  2010年，中国纪录片在国际国内市场获奖的消息频传。从2006年《三峡好人》以后，贾樟柯近年来一直致力于纪录片的拍摄，2010年5月他的最新力作《海上传奇》入围戛纳电影节“一种关注”单元，成为第一部进入戛纳竞赛环节的中国纪录片。8月该片在瑞士洛迦诺国际电影节展映，获荣誉金豹奖。9月该片入选多伦多国际电影节“大师单元”，10月又获第30届夏威夷国际电影节最佳纪录片金兰花奖。中国导演顾桃的《敖鲁古雅，敖鲁古雅》捧走了白玉兰国际纪录片奖最佳自然类纪录片金奖。

  而2010年秋季举办的首届中国西安国际民间影像节，吸引了国内外众多专业影像创作者和“拍客”报名参赛，农民导演周元强也应邀参加，体现出了民间影像创作的极大魅力和勃勃生机。来自民间的非官方的历史记录具有社会底色之美、原生态之美和个性之美，它们是对官方记录历史的一种有效补充，昭示着用影像记录历史的平民时代已经来临。

  但在翻检成就时，我们也发现中国纪录片的题材多来自历史，对当今中国社会最关注的现实问题反映得太少，如住房、就业、教育、医疗等，缺乏直面现实的审视和记录，未能对中国现实语境作出充分的反映，这和纪录片肩负的使命和社会责任有所偏离。在世界纪录片史上影响深远的格里尔逊就认为：“我们有权利相信，在一切电影中最有男子汉气概的纪录片的表现方法不能无视当今的重大社会问题。”纪录片最基本的功能应该是直接为历史提供鲜活的“影像注脚”，所以缺乏现实力作是中国纪录片面临的最大问题。中国的崛起使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对中国产生兴趣，想了解中国，本来纪录片应该是一个最佳的途径，但人们很难从中国的纪录片中看到一个真实的中国。当然，正在进行时态的东西因具有不可预知性，难以把握，但这不应成为中国纪录片回避现实的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