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伟超

  在我国许多城市，都有所谓的“实验”学校。当然，这里的“实验”是“重点学校”的代名词，择校的角斗场。每到入学季节，城市里最为激烈的“商战”，往往发生在择校领域。家长不惜动用各种资源，使出浑身解数，要把孩子送进“实验”学校。似乎孩子能否“被实验”，不仅事关孩子未来“上等人”的生活能否开启，而且事关家长能否称得上是“上等人”的脸面问题。

  让孩子上好的学校，接受良好的教育，乃人之常情。胡适在1928年写给儿子的信中说“做人要做最最上等的人”，既然连杜威在中国最为忠实的信徒胡适先生都未能免俗，我辈想让孩子上个好学校，就更无可厚非了。可是，如果因为教育发展的不均衡，使好学校异化为金钱和权力角斗场的话，就势必会引发“我们的孩子，能否拥有平等的机会，享受均等的教育”这样一个法律问题。

  其实，教育公平堪称世界性难题。在杜威的家乡美国，教育公平也依然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不同的是，中国版本的教育不公因“择校”而起，美国版本的教育不公却恰恰相反，因“不准择校”而生。半个多世纪以前，一位名叫琳达·布朗的美国黑人女孩，想进离家不远的一所小学上学，但那所小学以只招收白人小孩为由，拒绝了琳达·布朗的入学请求。因为，在之前的普莱西案中，联邦最高法院面对黑白隔离问题，确立了“隔离但平等”原则。为此，布朗一家状告地方教育局，并最终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1954年，最高法院以9比0的一致意见作出判决：“提供教育是现代政府职能中最为重要的一环……小孩子未来在社会上的发展，与他所受的基础教育息息相关，受教育是一种权利，政府必然有义务提供教育服务，并且这种提供必须是平等的。”判决书进而指出，黑白隔离会使黑人学童形成一种“自己是次等的”自我认知，它会伤害儿童的心灵，并影响未来的心灵成长。因此，隔离政策违反了美国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的“平等保护权”。

  如果说在美国，黑人小孩“自己是次等的”自我认知，源于“隔离”导致的不准择校。那么，在中国，权贵和富家子弟“自己是优等的”优越感，却源于择校导致的“隔离”。这两个看似完全相反的选择，指向的却是同一个问题——法律是否对受教育权平等保护。我国在法律上直接规定了“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地方政府要为流动人口子女提供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条件”的“平等保护”。但某些“实验”学校，为了彰显精英色彩，人为制造与平民学校和民工子弟学校之间的鸿沟，从源头上造成了儿童一代面向未来不平等的事实，从而撕裂社会。“山高故不贵，以有树为贵”，法律只有平等对待每一棵“小树”，他们才有机会长成国之栋梁。

  虽然法律否认了公立教育择校的合法性，但在一些地方，仍然存在变相择校。问题的无奈在于，法律能够规定“平等”，却无力提供“教育”。但人们最需要的，往往不是抽象的平等，而是优质的教育。国家只有在具备向全社会均衡地提供优质教育的能力时，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教育不公问题，而这要靠国家经济的持续增长和社会的整体进步来推动。今天，随着经济的增长，在很多地方，提供均等的、优质的校园硬件设施，已经不是难事。但我们能否吸引最优秀的人才，投身到太阳底下每一所学校的教育中去，还有赖于对这一事业更为广泛的社会共识的形成。这里涉及如何看待教育的“道德观”问题，观念的改变不会像《盗梦空间》里那样可以植入，但如果我们遵循“道德的核心是尊重法律”这一现代社会的基本准则，那么在法律的反对声中，教育不公的魅影终会显形，而全社会追求教育公平的重叠共识，庶几可能达成。

  希望有一天，以苹果智能手机iPhone4为寒假礼物的富家子弟，和以4袋苹果为寒假礼物的民工子弟，能同在“实验”学校的屋檐下，一起分享冬日的阳光，这无疑是太阳底下的新鲜事了。（作者单位：温州广播电视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