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教育局局长李秉中

  国家应尽快在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中，统筹考虑流动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趋势。按人头拨付教育事业费，钱随人走，并建立基于互联网的教育管理方式。

  中国近30年每一次的教育改革，都是针对长期的积弊，回应时代提出的严峻挑战，借鉴国外有关的教育发展启示，顺应社会成员要求改变现状的“普遍民意”而进行的。但在理想和现实之间，有些方案虽然具有“应该性”，但是没有“能够性”，这种滞后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社会进步。如：优势城镇长期享有优质公共教育资源，进入新时代城镇化转型期后，要求取消公民间政策歧视，但涉及户籍居民原有的利益格局不能侵害的原则下，面对新增人口，怎么平等分配？尖锐的教育制度安排在考问执政者的科学性。前不久，北京市教育局已经明确：外籍人口不能享有在京参加高考的可能性，就足见当代教育改革之艰难。

  导致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十分复杂，其中最深刻的就是“利益”的制约。任何改革，都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对原有权利行使空间与资源配置格局的重组，并最终导致对原定利益占有份额的调整。倘若利益权衡之后的改革结果将使自身利益受损，那么，科学的改革方案设计则必须回避。起码，在未找到两全其美办法的时候，则逐步改良。

  在一个大中城市，能否接受优质普通高中教育，就好像一个人的腰部，至关重要，有限的公办优质高中学位如何分配备受关注。近年来大量乡村人口涌入城市，国家还没有统筹出台“财政二次科学分配”，仍在“分灶吃饭”体制下，又先行出台了义务教育以“流入地县级政府公办教育接纳为主”的政策设计，已经造成大中城市区级政府的沉默“抵制”。原本居民仅有的优质学位，在义务教育都无法重新分配的时候，普通高中就更是难上加难。

  我们认为，国家应尽快在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中，统筹考虑流动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趋势。首先，一方面在农村乡镇集中财力举办符合标准的寄宿制学校，每周统一校车接送。另一方面在城区和县城新建公办学校，接纳新增人口接受义务教育。其次，按人头拨付教育事业费，钱随人走。再其次，建立基于互联网的教育管理方式，某生流动到哪里清清楚楚。最后，考虑优质大学和中小学增量资源的重新分配，逐渐过渡到相对公平的入学机会均等。

  贵阳市对于新增人口子女进入公办中小学的基本政策是：义务教育阶段按学位可能、实际居住相对就近、不论本地和外地、先来优先的原则，在区域内片区学校安排不下时，在相对就近学校安排，公办学校安排不下时介绍到政府委托的民办学校，并由政府提供生均公用经费。只要在本市辖区范围接受初中教育的学生，均可参加贵阳市的中考。高中阶段教育招生政策，进入中等职业教育学校无论户籍均可，但仅对具有本地户籍的实施免费，外地户籍的仍要缴纳学费（虽然不公平，但区域仅有的财政也无可奈何）。普通高中招生则有普高和优质两类：普通高中不受限制，均可报名。而示范性高中又分三类指标：统招生、择校生和“公参民”学校生。对于统招生外地户籍不能进入，对于其他两类则完全放开。

  中小学公平招生之路到底该如何走？贵阳市的普通高中网络招生已经成功运行了3年，对外地人口同样参加中考，同样网上报名录取。目前贵阳正在推进学区化改革，开发义务教育招生网。由区（市、县）教育行政部门根据学区（学校）总体规模，合理划定招生片区，建立完善招生学区（片区）内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数据库并实现逐年更新。从小学入学起，将每个家庭的实际住址录入数据库，若有流转，经核实后将印证材料适时补入，按划定区域锁定片区小学和初中，其结果网上公开接受社会监督。然而，对于新增的外地人口，我国绝大多数城市的中小学招生都无法实现同城待遇，主要是公办教育的有限资源还不具备全市开放的客观条件。从国家层面的制度思考上，到底该如何改革呢？

  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头脑的根本转变”。不实现思维方式上的根本性转变，简单地用局部的新方案引进公共教育管理系统，只是修修补补，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一句话，新的教育变革需要国家层面新的思维方式。最根本的，必须打破原有的利益格局，在招生指标上，增量全部用于新人口和新制度，在教育经费上，重新安排税制征收和财政支出方式。尤其是四级财政支出中的教育拨款额度，所占同级财政支出的比例要有统一标准和上下浮动幅度，要有解决由于长期户籍制度分割、财政“分灶吃饭”带来的责任不清的根本办法。否则，没有中小学“管理”责任的中央、省、地三级财政层次，级别越高支出责任越小，额度比例越低。对于大量人口涌入的大中城市区一级财政，“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如不解决，上级的要求被打折扣，失去权威；下级不能有效执行，政府失去公信力；优势人群和弱势群体的利益得失，绝不是此消彼长，而是同步受损。

  政策制定和实际情况是有差距的，但政策的实施必须缩小这些差距，在提供资金、要求或禁止行动、创造实施动机、提供适当的弹性制度来保证政策实施。因此，我国大中小学入学机会与户籍制度矛盾的博弈，应由国家进一步考虑根本层面的改革！（李秉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