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你对国家的未来有信心吗？

  辛胜通：有信心。我深爱着我的国家，国家的概念是一种文化，根深蒂固的文化。

  宋永亮：这种问题对我来说有点儿远，我现在想的就是踏踏实实地奋斗。

  【精彩书摘】

2010中国“蚁族”生存报告

  2009年，《蚁族——大学毕业生聚居村实录》问世，“蚁族”这个庞大的城市沉默群体，作为中国社会中的一员，正式登上中国的话语舞台。时隔一年后，廉思及其团队再度推出《蚁族Ⅱ——谁的时代》。

  在书中，与“蚁族”或多或少有着关系的人们相遇，他们中有城二代和村二代，有坚守阵地者和四处漂泊者，有外企白领和私企小工，有花甲教授和“90后”学生。他们对话、写信、反思、回望，对自己的人生道路展开思考，对当今的大时代进行探讨。同时，团队课题组继续深入聚居村，将调研范围延伸至全国，出炉了有史以来第一部“蚁族”全国调查报告——2010中国“蚁族”生存报告。透过这本书，读者能够感受到这个时代每个平淡生命的喜悦与沉重……

  重点大学毕业生的比例在上升

  据调查，“高校毕业生低收入群体”（别称“蚁族”）全国人数将在百万以上，目前正呈现出“三降三升，三多三少”的发展态势：

  “三降”即“蚁族”中失业比例在下降、从事“铁饭碗”工作的比例在下降、换工作的频率在下降。“三升”的第一个“升”是指“蚁族”学历层次在上升，“蚁族”中研究生毕业的比例由2009年的1.6%上升到2010年的7.2%，高学历已不能保证高收入和高待遇；第二个“升”是指“蚁族”中“211工程”重点院校毕业生的比例在上升，由2009年的10.8%上升至2010年的28.9%；第三个“升”是指“蚁族”年龄有向上延伸的趋势。

  “三多三少”是指：1.出身下层多、上层少。对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客观比较和主观评估均表明，“蚁族”是名副其实的平民和贫民后代，他们无法从家庭中获得更多的经济资助和社会资源，与同龄人竞争时处于弱势；2.收入支出多、结余少；3.网络交往多，现实联系少。“蚁族”网络使用率达到66.9%，远高于全国水平31.8%，这是与“农民工二代”等其他青年弱势群体的显著区别。虽然是聚居生活，但大部分“蚁族”不愿与身边的住户进行交流，呈现出某些自闭的心理特征。

  对资源继承仇恨较强

  1.对资源继承仇恨较强。通过调查“蚁族”对精英阶层后代的态度发现，“蚁族”对“富二代”、“官二代”持“愤怒”态度的占58.3%，持“悲哀”态度的占49.4%；在“蚁族”认为导致社会不公的因素排名中，第一位是“因资源继承导致的不公平”。

  2.对现状不能合理归因。四成以上的“蚁族”认为社会不公平或很不公平，六成以上的“蚁族”对未来5—10年内社会公平走势持悲观态度。

  3.群体极端化现象突出。面对一些社会现象，“蚁族”表现出极端化观念。

  4.对政府信任度较低。在民间传闻与政府信息两者之间，大多数“蚁族”选择对民间传闻和政府信息都有部分相信，但相比之下，更倾向于信任民间传闻。

  5.对未来充满希望。对于“蚁族”是否是弱势群体，六成的蚁族认为“不是”。在选择与“蚁族”最贴近的词语表述时，近七成的“蚁族”选择了“坚强”一词。

  事关社会的和谐稳定

  “蚁族”刚刚从大学毕业，既脱离了家庭和学校，又未成为完全独立的社会成员。这种难以归属于某一特定阶级或阶层的过渡性、边际性的特征，使“蚁族”拥有某种相对超脱的社会地位，与现有体制之间的利益关系比较淡漠，这种社会地位的超脱性使他们敢于向现有体制提出抗议。同时，与社会其他阶层不同，“蚁族”没有任何家庭负担和子女拖累，这些因素极易使他们制造事端时不计后果。

  在法、德、日和拉美诸国都曾形成过这样一个大学毕业生低收入群体，种种反体制、反权威甚至反社会的极端情绪均发源于这个群体，或者经由这个群体向社会其他群体扩散。比如2011年初，在非洲发生的突尼斯和埃及骚乱，起因正是低收入大学毕业生。而此次骚乱中“突蚁”和“埃蚁”所提出的要求，则集中在反对垄断、反对腐败、缩小贫富差距、加快政治体制改革以及推进自由民主等方面。

  可见，“蚁族”问题事关社会和谐稳定与国家长治久安，必须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防止其形成更为严重的社会问题，这就要把解决“蚁族”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作为工作的着力点。据2010年调查显示，30.6%的“蚁族”把“平等的工作机会”作为希望政府提供帮助的首选，其次是“住房政策的倾斜”（29.8%）和“平等的户口政策”（10.9%）。

  （摘自《蚁族Ⅱ——谁的时代》）

   【作者亲笔信】

由地壳运动引发的时代联想

  ■廉思

  自地球诞生以来，地壳就在不停运动，既有水平运动，也有垂直运动。地壳运动造就了地表千变万化的地貌形态，主宰着海陆的变迁。当今的中国就好比这地壳，60年来巨大的变化，有水平，有垂直，造就了如今我们每一个人眼中所见到的中国影像。

  地壳运动引起的地壳变形变位，常常被保留在地壳岩层中，成为地壳运动的证据。在山区，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裸露地表的岩层，它们有的倾斜弯曲，有的断裂错开，这些都是地壳运动的“足迹”。而对于转型的中国来说，贫富二代的分化无疑是当今这场大变局的“足迹”之一。

  宋永亮，一个农村贫苦家庭出身的普通大学本科生；辛胜通，一个出生在北京富裕家庭的名牌大学研究生。对于辛胜通而言，从小就知道咖啡的滋味，而在宋永亮的内心，则一直存有“奋斗了18年才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的纠结。先天优越的生存条件，为辛胜通这样的“城二代”注入了别样的成长激素，这使得他们“天然地”在社会竞争力上要强于普通人。而像宋永亮这样的“村二代”则相反，随着民间财富高速增长，他们却背负着物质与精神方面的双重压力，在求学、就业或创业途中，难免遭遇有形、无形的困难，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在3年研究“蚁族”的过程中，我愈加深刻地体会到这两者之间日益加剧的分化。“蚁族”大多出生于经济欠发达地区的贫困家庭，他们并不否认有的人衔金而生，有的人衔草而降，有的人一毕业就在倒腾数千万的生意，而有的别说创业，找个工作都难，只能先做“蚁族”再说。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由于能力有大小，学识有高低，“蚁族”的存在不仅是社会分层的必然，还是激励人勤奋好学、追求上进的有效举措，这和适当的收入分配差异能催人进取是一个道理。可是，一旦“蚁族”和个人能力无关，而和他的出身密切相关，那么“蚁族”就不再是个人问题或者是某个群体的问题了，而是整个社会的问题，需要站在全社会的高度加以考量。

  中国传统社会一直为“蚁族”这样的“村二代”提供向上跃升的渠道和空间，贫寒子弟可以通过寒窗苦读，“鱼跃龙门”，实现阶层晋升。教育的最大贡献，就是为“蚁族”提供改变自己命运的通道，从而保持阶层流动和社会活力。随着社会转型的加速，贫富差距的拉大，经济状况较差的家庭，由于少有特殊的社会资源，其子女就业明显处于弱势地位，“蚁族”上升渠道越来越窄，向上流动的门槛越来越高。社会在开放性增加的同时，其阶层封闭性和固化趋势也在加强。如今，“蚁族”已经强烈感受到了自己与城里人生活状况的差异，确认了自己一直被压抑在社会低端的现实，而少数富豪阶层的炫富行为，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反感，无疑是杭州飙车案中“富二代”和“我爸是李刚”中“官二代”遭到许多人强烈声讨的重要原因。

  可见，“蚁族”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蚁族”可以传染、继承甚至世袭。更要引起警惕的是，今天的思想会成为明天的现实，“蚁族”现象引发的后续问题，不在当下，而在未来。一个人在年轻时的经历会影响他今后一生的心态和价值观。试想：一个人在年轻时被社会冷落、认为社会是不公平的，那么当他成功后，他会怎么看待这个社会？他会如何回报这个社会？他又会如何教育自己的下一代？这是涉及中国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黄帝内经》讲“上工治未病”：最好的医生，不是人已经得病才去医治，而是在未得病时，就预先发现并予以防治。对于“蚁族”问题，我们需用历史的眼光去看待，不仅仅是站在现在看过去，更重要的是站在未来看现在。

  无论是“蚁族”、“北漂”，还是“城二代”和“村二代”，其实都只是一种外在符号，在这种符号的背后，显现出某种社会共识的破裂，这种破裂涉及整个中国的发展战略。政府应从制度和法律上保障青年起点公平，保障资源合理分配，保障人格人权平等，为青年人构建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和良性的社会流动机制。使“富二代”不会因其富庶而承受不该承受的来自原罪的道德压力，使“贫二代”也不会因其贫穷而承受不该承受的来自物质的压力，使每一个青年都能公平地分享与其奋斗打拼相值的发展际遇和改革成果。那么，社会最终将撬开贫富层际流动的壁垒，消弭贫富层际心理的断裂，重建贫富层际价值的共识，走向改革之初所定下的“共同富裕”。这就像人们梦想中的社会各有差异，但有3点应当是共同的：国家有愿景，社会有共识，个人有希望。让国家存美梦，让“蚁族”敢探梦，让社会能圆梦，每一个人才终会“化蚁为蝶”。

  【观点争鸣】

不仅仅是教育体制的问题

   ■李长安 

  “蚁族”现象产生的原因比较复杂，目前的教育体制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变化不完全适应，无疑是主要原因之一。根据人力资本的理论，人力资本直接影响劳动者接收和理解各种信息的能力，特别是新知识、新技术的吸纳和运用能力，因此人力资本不仅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而且也是劳动者个人收入水平的决定因素。国内外的众多实证研究均表明，受教育程度越高，收入水平越高。在中国，同样存在着这种趋势。

  然而，低收入却是“蚁族”最典型的一个特征。根据我们对北京、上海、广州、武汉、西安、重庆、南京7个城市聚居“蚁族”的后续跟踪调查，2010年受访的4807名“蚁族”月平均收入仅为1903.9元，其中64.1%“蚁族”收入在2000元以下。这种收入水平不仅低于全国城镇职工平均工资水平，也大大低于这些中心城市的城镇职工平均工资水平。很显然，“蚁族”低收入水平是其人力资本的一大损失。

  此次调查表明，毕业于普通院校的“蚁族”占到半数，与2009年的调研数据比较，毕业于“211工程”重点院校的，由10.8%上升到28.9%，重点院校的毕业生成为“蚁族”的几率加大。此外，研究生学历的“蚁族”由2009年的1.6%增加到2010年的7.2%。从专业分布看，“蚁族”大多分布在工学、医学、经济、管理等近年被认为相对热门的专业。这些貌似热门的专业如今却遭遇市场的冷遇，这也说明专业设置与规模调整要有一个适应市场变化的动态规划。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是，毕业于职业院校的“蚁族”数量并不多。主要原因是，随着我国国民经济实现了长期的经济高速增长，使得社会经济对技能型人才的需求始终比较旺盛。

  因此，针对“蚁族”现象反映出来的教育体制漏洞，有必要有针对性地进一步深化改革：

  一是做好教育体制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的衔接。目前有一种观点认为，大学生就业难、“蚁族”现象的大量存在，是教育体制而非市场体制首先出了问题，其实这是一种非常片面的观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如果经济结构调整缓慢、劳动力市场分割严重，那么即使教育再发达，培养出来的人才也难以做到人尽其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