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翟帆 王亮 柯进

  3月12日下午，全国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召开最后一次记者会，邀请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钟秉林、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程天权、四川省教育厅副厅长王康、北京四中校长刘长铭、吉林大学学位委员会副主任迟宝荣、北京舞蹈学院原院长王国宾等6位全国政协委员，就贯彻落实教育规划纲要有关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素质教育的实施需要改变成才观和发展观

  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是教育改革发展的战略主题。有记者向委员提问，目前还存在哪些制约我国素质教育推进的因素，如何破除这些因素的影响？

  刘长铭认为，从今天的教育发展而言，实施素质教育还存在着一些制约，如考试升学制度需要不断改革完善，社会上一些落后甚至错误的观念的转变也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刘长铭举例说了一些落后错误观念对教育发展的不良影响。“如一考定终身，问题不在于一考定终身还是两考定终身，而关键在于考试能不能定终身。所以我们应该纠正以考试定终身这种落后的、错误的观念。”

  王康则认为，现在学生学习压力在不断增大，很重要一点是我们都用一个尺度去评价学生，造成了“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现象。

  他出访日本时曾问过一个小女孩：“以后长大想干吗？”小女孩回答说：“以后我想做理发师。”他又问一个小男孩同样的问题，小男孩回答说：“我妈妈是做豆腐的，我长大以后希望把妈妈的事业接过来，比妈妈做得更好。”

  “他们想做的都不是什么‘大家’，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国家的公民。”王康认为，日本孩子的成才观和发展观很值得我们教育工作者和全社会深思。

  落实和扩大办学自主权，关键要有配套制度

  有记者就教育规划纲要中关于落实和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向委员发问，“在政府下放办学自主权的过程中，如何才能够避免政府放权和高校完善内部治理结构之间相互脱节？”

  “这一问题主要涉及三个关系。”钟秉林对此进行了解答。“一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教育部应该进一步向地方教育行政部门下放权力，调动和发挥地方教育行政部门管理高等教育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二是政府和大学的关系，政府应该进一步转变职能，更多利用政策法规导向、经济杠杆调节、检查监督和信息服务的方式来管理大学，而不是采用行政手段。而在放权的过程中，大学要努力做到自主发展的同时能够自我约束。三是大学内部的关系，优化大学内部的治理结构，创建现代大学制度，处理好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之间的关系。”

  钟秉林认为，落实和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关键要有一个配套的制度体系，让学校真正做到依法行政、依法办学、依法治校。这些制度包括政府和学校间责权利如何明晰，如何建立一个政府对高校、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公共问责制度等。

  对学术不端现象“零容忍” 让教师静下心来教书育人

  有记者提问，近年来在少数高校教师中出现了学术不端现象。教育界的政协委员对高校教师学术不端现象做何评价？该如何有效监督和遏制？

  程天权说，高校确实存在一些学术失范的现象。尽管这在整个教师队伍中比例很小，但影响恶劣、令人痛心。中国人民大学采取的是“零原谅”、“零容忍”措施，对学术不端现象决不姑息、坚决查处。

  “相对于学术不端现象，我更关心的是现在的教师精力比较分散，比较浮躁。这个面更宽一些，后果也严重得多。”程天权说。 （下转第二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