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体制机制改革怎样内外结合，全国人大代表、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王树国——

人事制度改革需打“组合拳”

  本报讯（记者 杨晨光）“教育体制机制的改革不能单一进行，教育系统一家推动不了，希望国家各个相关部门参与到试点中，打出‘组合拳’。”全国人大代表、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王树国谈及教育体制改革时说。

  王树国举例说，比如人事制度改革，通过“千人计划”、“长江学者”等国家工程，在引进人才方面有了一定空间，但我们不仅仅要从外面引进人才，还要把自己的人才培养成国际一流人才。这样，编制、指标、事业单位的养老保险等诸多问题，都和现行人事制度、政策有冲突，这就需要上级部门、有决策权的部门介入其中，通过改革试点制定更加适合改革的新政策，上下结合，左右结合，进行综合配套改革。

  “作为开放的中国，让更多人享受到优质的教育资源，这是我们高等教育应该具备的眼光和姿态。但是，中国高等教育由于受到体制机制的限制，潜力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体制还比较僵化，没有达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程度。”王树国说，“如何改变体制机制来释放生产力，让优质教育资源得到极大丰富，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改革试点抓住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如何统筹规划，全国人大代表、吉林省教育厅副厅长孙鹤娟——

从“三个维度”设计均衡发展

  本报讯（记者 杨晨光）全国人大代表、吉林省教育厅副厅长孙鹤娟日前告诉记者，作为农业大省，吉林基础教育学校和学生80%都在农村。省委、省政府从省情出发，加强顶层设计和规划，以倾斜的、不均等的投入策略，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孙鹤娟认为，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应该从大、中、微“三个维度”进行分析。首先是大尺度的不均衡，是指中国版图上各经济地带、各大经济板块之间的差异，这需要国家力量推动，如“特岗计划”、“国培计划”、教育援疆、教育援藏等，“都是在全国这盘棋上，中央政府用大口径的制度设计来解决地域间、大板块间的义务教育均衡发展问题。”

  “而中观尺度的不均衡，表现为省内城乡间不均衡，这要靠地方政府的力量，建立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体制和机制，通过投入倾斜农村、城市带动农村的方式，促进均衡，如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工程、现代远程教育工程、农村义务教育薄弱学校改造计划等一系列重大工程。”孙鹤娟说，“还有微观尺度的不均衡，体现为学校间的差异，我们要通过政策拉动、示范带动、校际联动等制度设计去实现突破。”

  靠专家关门投票的方式须改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华中农业大学校长邓秀新——

科研成果要分类分层评价

  本报讯（记者 杨晨光）如今，我国科研工作者队伍规模不小，投入也比以往有了很大提高，为什么自主创新的成果没有和规模以及投入成正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华中农业大学校长邓秀新分析说：“一方面，科研成果需要积累，有一个滞后过程；另一方面，则是很多成果是打了引号的成果，从立项开始，就是几个专家编指南，然后发布，大家来申报，这样立项的成果经常与实际生产需求脱节。”

  邓秀新建议，积极推动分类评价、分层评价，健全评价标准体系，对不同的研究领域采取不同评价标准，基础研究重点评价原始创新，应用研究重点评价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贡献，改变那种几个专家关起门来投票、评价过程简单化和“一刀切”的做法。

  邓秀新提出，很多科研成果应用不到生产实际中，这与缺乏成果孵化机制有很大关系。“以柑橘为例，培育出一个品种要17年，在市场上大面积推广还要20年左右。”身为果树专家的邓秀新说，“要想尽快进行大面积市场推广，国家要通过金融手段支持科技成果的转化和孵化，比如设立风险投资基金。目前我国设立的风险基金，规模小且手续繁杂。国家可出台政策鼓励民间资本设立风险投资基金。”

  农村教育质量提高如何突破难点，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成都市副市长傅勇林——

解决好农村教师生活问题

  本报讯（记者 杨晨光）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成都市副市长傅勇林日前在两会上接受记者采访时说：“2003年，成都就开始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先后投入18亿元，修建了450多所学校。如今，成都已经实现了县域内的义务教育均衡。”

  据傅勇林介绍，成都在教师队伍建设方面实现了“县管校用”，各区（市）县对教师实行统一管理、统一调配，这一举措消除了城乡之间、区域之间教师交流在体制上的障碍。为了配合这一工作进展，成都把解决住房作为主要环节。

  “很多地方谈均衡，主要考虑的是农村学校的校舍要和城里一样，教师水平要和城里一样，但是要解决这些问题，前提是要解决好教师的生活问题。现在实行绩效工资后，在收入上城乡教师没有差别了，住房就成为主要问题。”傅勇林说，“我们在县城边、重点乡镇建房，在学校修周转房，住房条件解决后，不仅农村教师住得比城里还好，城里的教师也愿意去农村教书了。”

  傅勇林表示，下一步，成都的目标是“市域统筹”，要做到这一点，势必要在法律、财税、人事制度方面进行必要的探索。“为此，我们呼吁国家再行修改《义务教育法》有关条款，否则，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就会遇到很多困难。”

  城市职校生源近几年萎缩，全国人大代表、民盟上海市委专职副主委沈志刚——

城市职校向农民工子女开放

  本报讯（记者 杨晨光）“城市里的职业教育学校这几年为什么萎缩得这么厉害？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不对农村生源开放，只招收本地户口的学生，造成生源不足，进而也就无法满足国家对技能型人才的大量需求。”全国人大代表、民盟上海市委专职副主委沈志刚建议，北京、上海等直辖市职业教育资源应有计划地向外来农民工子女开放，使不能考入大学的农民工子女获得接受职业教育的机会。

  近几年，沈志刚每年都会对职业教育的发展情况进行调研，他发现，有些东南沿海城市职业教育不对农村生源开放，以及社会传统观念对职业教育认识依然存有偏见，是造成职业教育生源不足的重要原因。

  “高技术产业工人的培养，主要依靠城市的职业教育学校。”沈志刚建议，城市职校面向全国，尤其是农村劳动力密集的地方，招收农村的中学毕业生以及城市中的农民工子女，把他们培养成现代产业工人，通过职业教育，既解决产业劳动力紧缺问题，又解决农村人口向城市转化过程中的身份认同问题。

  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关键在哪里，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钟秉林——

调整学制实行单一学位制度

  本报讯（记者 柯进 翟帆）“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是保证和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关键。”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钟秉林认为，目前，我国硕士生入学考试除英语与政治科目实行全国统考外，部分专业课也为全国统考。从实践情况看，这不利于研究生培养单位选拔适合专业需要的、具有学术潜力的学生，不利于高校研究生教育办出特色，更诱发了本科教育的“应试化”倾向，影响本科教育质量的提升和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

  钟秉林建议，国家可以取消部分硕士生专业课全国统考，调整研究生基准学制，将学术型硕士的基准学制调整为两年，并相应降低硕士生培养规格和要求，将博士生学制调整为4至5年，基准学制定为4年。同时，政府和学校可以提高研究生奖助学金发放标准，建立严格的研究生淘汰机制，此外，明确学位授予权属于高校的自主权范畴。允许学位授予单位在政府已经签署的有关国家间学位互认协议框架下自主开展研究生教育的国家交流与合作。在此基础上，实行单一学位证书制度，促进学习型社会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