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李伦娥  通讯员 刘芳 刘春联 石超一 陈孝华

  她病了，住在重症监护室，已没法接受记者的采访。4月8日，春日的寒雨中，记者还是辗转找到她住的病房，只见她满头银发纷乱地散在枕边，清瘦的脸上罩着氧气罩，双眼紧闭，胸膛缓缓起伏着。病房里异常安静，可以清晰地听到床边一些仪器发出的有节奏的滴滴声。

  “住院10多天了，休克了好几次，但一醒过来就问医生什么时候能出院，问一些孩子的学习生活情况，她总是放心不下校外学习小组的孩子们。”医生把我们拉出门外，摇头叹息着。

  她就是84岁高龄的湖南省邵阳市第十中学离休教师陶珍。30多年来，她心中惦记的孩子有500多个。离休32年来，陶珍义务辅导了校外学习小组的526名中小学生，资助了22名单亲子女、孤儿，负担了4名大学生的学费，挽救了42名失足青年和13个濒临离散的家庭。

  50多平方米的家成了500多名孩子的乐园

  陶珍的身体一直不太好，1979年，才52岁的她就从邵阳市十中离休了。离开站了30年的讲台，陶珍开始很不习惯，总想找点事做。当时，她家住在邵阳市塔北路，是老工业区，双职工家庭多，看到家附近的一些孩子放学后无处可去，善良的她先是将孩子们叫到家里做功课，后来渐渐发展成了校外学习小组。从此，陶珍那50多平方米的住房成了孩子们的乐园，补文化、讲故事，甚至星期天她还带孩子们参观纪念馆、郊游。

  一年又一年，30多年过去，陶珍的校外学习小组从没停办过，先后在这儿学习过的孩子已有526人，他们中2/3的人考上了大学。2007年10月，陶珍被团中央、教育部评为“全国十佳少先队志愿辅导员”，在颁奖现场接受媒体采访时，她脸上洋溢着满足和自豪。

  这些年来，陶珍还用自己微薄的工资，先后资助了22名单亲子女、孤儿，负担了4名大学生的学费。父母双亡的农村孩子曾文龙永远忘不了陶奶奶为他出路费和食宿费，花21天时间专程送他去广州面试研究生的情景；父母离异、从小受陶奶奶关照的李敏也不会忘记，3岁至18岁，陶奶奶每年都送她生日礼物……

  “是陶奶奶改变了我的命运。”如今已在北京当工程师的刘永和说。1997年5月，读高三的刘永和在省城获得物理奥赛一等奖，回去时与陶珍同坐一个火车车厢，细心的陶珍一眼就看出这个衣着短小却穿着大塑料凉鞋的少年家境比较贫寒。一路聊天后，陶珍掏出身上仅有的40元塞到孩子的口袋，并答应到学校看他。没多久，刘永和就在老家隆回县金石桥镇，见到了这位半路认识的奶奶。

  “我来资助，直到他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为止。”看到刘永和家的窘境，得知他还有两个弟弟在读书，陶珍主动表示。从此，她每月从微薄的工资中，挤出50元按时给刘永和寄去。但此时，陶珍为给女儿治病已欠下一大笔债。那次在火车上，她就是回家筹钱的，即便那样，她还是把身上所有的钱全塞给了小刘。小刘更没有想到，在给他寄钱的那些日子，陶奶奶已痛失女儿！

  高考后，刘永和被华东理工大学录取，面对上万元的学费，他一筹莫展。陶珍知道后，领着刘永和到团市委等部门，为他争取到了4000元资助，又带着他到省城，找到省教育厅原副厅长、时任省关工委主任刘欣森。刘欣森被陶珍感动了，除了自己捐1000元外，还写信给华东理工大学请求减免刘永和的学杂费。就这样，揣着陶奶奶四处“化缘”得来的几千元，带着陶奶奶为自己买的录音机及生活用品，刘永和含泪登上东去的列车。这之后，陶奶奶的汇款依然在继续，数字还从50元增加到了100元。大学的第一个冬天，陶珍还给他寄去了亲手编织的毛衣。

  既是“太平洋的警察”也是“笑面婆婆”

  有人说，陶珍是“太平洋的警察——管得宽”。确实，社区孩子的学习她管，贫困学生她管，单亲子女和孤儿她管，连判过刑、吸过毒的失足青年她也管，而且还把一些“害群之马”管成了“千里良驹”。

  1992年夏天，陶珍听说失足青年屈某被劳改释放后，衣食无着。于是，她几经周折找到小屈，拉着他的手诚恳地说：“我来帮你。”小屈半信半疑，没想到陶奶奶这一帮就是十几年。

  小屈原在一国企上班，出狱后想重回单位，被企业一口拒绝。陶珍一次次上门找厂长，使小屈终于回厂成了临时工。入厂后，小屈积极肯干，还从洪水中为厂里抢回4万元的物资，评了先进，破格转为正式工人。陶珍又操心帮助他成了家。后来，厂里效益欠佳，下岗的小屈与陶奶奶商议后，在街头摆了个维修小摊。从此，每次外出，陶珍也多了一项任务——拾捡废旧打火机，她第一次就收集了60多只打火机送过去，还意味深长地说：“别看是废品，只要修好，照样发光发热。”

  其实，陶珍帮的又岂止小屈一个？在陶珍的日记中，密密麻麻写满了帮教对象的名字、思想状态、家庭状况及帮教措施，字里行间倾注了她对失足青年的关爱与厚望。被厂里开除的失足青年罗某劳改释放后，没有工作，父母不管，妻离子散，苦恼至极。陶珍主动把准备住院的2000元借给他，帮他开了家皮鞋店，并为他义务推销皮鞋。失足青年毕某连结婚证的钱都交不起，陶珍主动垫支300元。毕某的三轮车撞伤人，陶珍又先后垫支700多元给伤者治疗，6次到交警部门说情。就这样，先后有42位失足青年在陶珍的帮教下走上正道，其中29人成了致富能手。

  陶珍走到哪里，好事就做到哪里。遇上争嘴的邻居，或者闹别扭的小两口，她也会凑上去，劝解几句。街坊邻居都熟悉她，一看到她来了，打架的立马握手言和。大家都称她为“笑面婆婆”、“和睦天使”。

  40年苦苦追求终于在64岁光荣入党

  一个耄耋老人，为什么要这么做？之前身体好时，陶珍对这个问题要么笑而不语，要么就是简单的几个字“应该的”、“责任”。现在，躺在病床上的她无法接受采访，我们更是没法亲耳听到答案。

  我们只能追溯她的成长，试图寻找答案。陶珍1927年出生在邵阳的贫寒之家，幼年丧父，但在解放前就参与了我党的地下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把她送入教师讲习班学习，从此成为一名教师。1952年10月，陶珍第一次递交了入党申请书；1961年，她患了一场大病，学校党组织照顾她，挽救了她垂危的生命，出院后，她第二次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后来，文化大革命爆发，陶珍因丈夫出身问题受牵连被赶下讲台，并被挂牌游斗，但她始终没有放弃对党的信仰；1984年，陶珍患上卵巢癌，又是组织派人陪她到广州大医院治疗；退休后，她连续5次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并坚持听了5年党课。1992年9月22日，距第一次申请书40年后，64岁的陶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终于实现了半个世纪梦寐以求的夙愿。

  或许，这就是答案？

  1998年，邵阳一些癌症患者相约成立癌康协会，并推举陶珍担任副会长。陶珍经常来到医院、街巷，爬九楼、登十楼，走访慰问癌症患者，用自己的经历鼓励病友们扬起生活的风帆。她到处搜寻资料，为会员们寻医问药。在纪念癌康协会成立10周年之际，恰逢四川汶川发生大地震，陶珍除带头捐款外，还发动会员为灾区人民捐款捐物。她对自己一位老战友的女儿说：“得了癌症几十年不死，重要的是心态，每天快快乐乐的，死神也会被吓跑。帮助别人，我就很快乐。”

  或许，这就是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