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乡过年，触动最深的是一次家宴。席要散时，叔公家的小阿叔来了。这是时隔20年后，我第一次见到他。

    我上小学时，叔公家为了生计，把小阿叔送去日本打工。当时他还只有十六七岁，稚气少年，只身远行，到另一个临近海水的地方讨生活。熬过黑工生涯，他在异国讨了老婆，生了孩子，终于回家来了。

    我打望这张中年男人的脸，一时恍惚——似是故人，又陌生得很。叔公玩笑，当年我还是常挨父母管教的黄毛丫头，现在已经可以举着酒杯，和他们细说往日。

    在家乡渔镇，出国打工，赴美、日、欧，更远至大洋洲、南美洲，是常见的营生方式。乡间少年，若无意愿继续上学，即可由家里偷偷寻找门路，去往远方富裕的国家“淘金”。甚至有人调侃，世界各地有海水的地方几乎都有乡人的足迹。

    如果有孩子要出洋，乡人一定要举家拥送，这已成为乡俗中极富意味的一种仪式。少年们带着亲人的企盼去向远方，再见时多数已是人父人母。20年前，我也站在叔公家门口送别的人群中，看着小阿叔打起行囊，扛上瘦削的肩膀，坐上离家的汽车。

    叔公家在一块高地上，放眼就是家乡的大海。我至今记得那天小阿叔身后的一大片海水，滔滔茫茫，白得刺眼。

    渔镇古来依海而生，延续到爷爷那辈，乡民们都还可以依靠大海的馈赠维生。但到父亲开始养家时，渔业逐渐衰败，发现务渔喂不饱妻儿，父辈们开始另谋生计，许多人因此背井离乡，踏上异国的土地。

    这是一部渔家人发家的血泪史。早年的时候，乡人越洋极苦，躲在密闭的船舱里，风雨飘摇，耗时久长才到达大洋彼岸。不幸的，可能半途就被抛下太平洋。阿叔幸运，摸爬滚打，辟出了一片自己的天地。

    “想他在日本时，受了委屈都不敢在电话里和我们说。”叔公突然伤感。

    “以前的日子，谁家都不容易啊。回来了就好，回来了就好。”父亲唏嘘，20年的时光如水，阿叔终于苦尽甘来。

    送走阿叔，我想起另一个出国归来的哥哥。在我出外上大学那年，他去了美国。我向母亲打听他的近况，母亲却三缄其口，不愿多谈。在过年的喜庆气氛中，母亲可能觉得谈起他不太讨吉。他不像阿叔成了家立了业衣锦归来，他是被美国大使馆遣送回来的。

    半年多前，哥哥返家，带着形销骨立的外形和混混沌沌的精神。异乡“流徙”，他整日闷在餐厅后厨挥勺，劳累又孤独，加上生性腼腆，遇到苦恼也不知如何排遣。据说他是被交往的姑娘抛弃后，困居愁城走不出来。

    哥哥出国有七八年时间，他的家人一直在等待他能拿到绿卡，攒够一笔足够让乡间歆羡的积蓄。他却不事活络，后来精神逐渐陷落，开始躲在房间不出门，家人只好寄钱越洋供给。据说回国前，他过得凄风苦雨，被送进了类似收容所的地方，直到归国手续办妥。

    回乡后，这个敏感软弱的青年逐渐成了家族大人口中的“失败者”。关于他的谈话总是故意压低声音，带着不扬“家丑”的遮遮掩掩。

    他闭门不出。过年热闹熙攘的访客群里，也没有这个不合时宜者的身影。和阿叔相比，他的际遇相差太多，乡人态度迥异，自是人间冷暖。

    这番情景，让我想起香港导演严浩的电影《似水流年》，也是一个离乡者归乡的故事。

    在香港遭遇了诸多失意的姑娘姗姗，借着回潮汕老家奔丧的机会躲避城市生活的烦忧，却发现温存的故乡并不能带给她多少安慰。姗姗已到中年，仍孑然一身，没有稳定的情感支撑。她的返乡，意欲追寻记忆里的美好感情，但祖母故去，空余祖屋一间。和童年玩伴阿珍、孝松的纯真感情，也因为无法避免的区隔和间隙，寻而不获。

    片尾的渡口告别，极为动人。阿珍对姗姗感叹，不知何时再见，姗姗玩笑回应，我明年就再回来，阿珍闻言，脸上现出复杂表情。此时两人都恍然，他们之间是不如不见啊。姗姗忍泪将自己的围巾披在阿珍胸前，头也不回地上船离去。阿珍也红了眼眶。片尾浩海滚波，一叶渔舟若隐若现，点染了他们无法言说的心境——从此以后，又是咫尺天涯，两人要各自去对抗生活的洪波。

    潮汕和我的家乡乡情相近，海边生活的人好勇善拼，为了生计可以远涉重洋去披荆斩棘。这样的土地上，有着不少离散和聚合的故事，其中有的得意，有的失落。小阿叔、哥哥和姗姗的故事有着相似的开头，少年时，他们因为生活走向远方，闯荡异乡，这个过程中，有人安渡难关寻得坦途，有人却被恶波打翻了身。

    我很喜欢《似水流年》，因为它足够真实。它在电影内外，以一种悬浮的乡愁戳动人心，述说了一种成年后发现纯真已远、离开了就抓不住故乡的伤感。

    我返乡的阿叔和哥哥，是否也感觉抓不住故乡了？

    似水流年，这四个字真是举重若轻。我们都是在生活的洪流里被冲刷的小船。

    （作者系本报新闻中心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