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校长管理专业化程度是高等教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而大学校长专业化发展是提升大学治理能力的必由之路，是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的切入点、突破口。这不仅是高等教育发展的现实需要，也是推进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迫切要求。浙江工业大学现代大学制度研究中心、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攻关招标项目“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进程中的大学校长管理专业化研究”课题组，选择我国“211工程”的112所大学作为调查对象，通过：问卷调查，向书记、校长、中层干部、教授共发放3881份问卷，回收问卷1285份；网络信息跟踪调查；典型性访谈；与美国教育委员会（ACE,American Council Education）2013年发布的《2012美国大学校长研究报告》进行比较研究（数据采集至2013年12月31日止），从大学校长的专心、专长、专职三个维度，对我国“211”大学校长群体的专业化状况进行了调研，形成此报告，现予发布。

    中国“211”大学校长群体基本状况

    1.中国“211”大学校长主要由名校出身平均年龄为54岁的男性理工科博士组成。

    中国“211”大学校长平均年龄为54.6岁，与美国大学校长61岁相比，年轻了6岁；其中50岁以下的占17.8%，51—60岁的占71.1%，61—65岁的占11.1%。中国“211”大学校长初任校长时的平均年龄为49.6岁，其中40—49岁时初任校长的有64人，占48.9%；50—59岁时初任校长的有68人，占51.9%。美国大学校长平均任职年龄为61岁。美国常青藤大学现任校长平均年龄64.4岁。从性别上来看，中国“211”大学校长95.6%为男性，而美国大学女校长的比例高达26.4%。

    62%的中国“211”大学校长拥有理工科博士学位，人文社科出身的校长占37%，其中管理学背景的校长占10.9%，教育学背景的校长占4.3%。美国大学校长中38%获得的最高学位与教育领域相关，与人文学科相关的比例为14%，与社会科学相关的比例为12%，宗教或神学领域所获得学位人数所占比例为7%，法学、医学、商学领域所获得学位人数比例共占15%，在理工科领域获得学位的人数比例为11%。

    93.1%的“211”大学校长是中共党员。

    2.中国“211”大学校长具有一流的学术素养和社会影响力。

    中国“211”大学校长都出身于名校，拥有的学士、硕士、博士学位中至少有一个出自“211”或海外名校；海外留学获取学位的30.4%。拥有博士学位的比例达89.4%，高于美国大学校长84%的博士学位比例；中国“211”大学校长在学术上具有突出的业绩和成就，90.8%的校长是博士生导师， 47.3%的校长曾获得国家级科技奖励，校长在任期间获国家级科技奖平均为1.6项；任校长期间平均学术类论著数为32.5篇（部），100篇（部）以上的校长占9.2%；10篇（部）以上的校长占46.7%。现任中国大学校长两院院士的比例为26%，其中41.2%是在担任校长以后获评院士的。

    “211”大学校长是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占三分之一，其余大多为省级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

    3.中国“211”大学校长具有高度的体制认同和良好的群众基础。

    校长们对于高校领导体制“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高度认同，87.2%的大学校长、91.1%的大学书记都认为所在学校党政关系是和谐的，63.2%的教授和76.7%的中层干部也认为所在学校党政关系是和谐的。91.5%的校长在校长办公会议之前，重大事项的决策会与学校党委书记沟通；97.7%的书记在党委会前就重大事项会主动与校长沟通。

    学校中层干部和教授对校长的各项管理素质评价都比较高。83%的中层干部、89.1%的教授认为校长在“使命感与全身心投入”方面比较优秀；75.2%的中层干部、66.3%的教授认为校长“组织战略与愿景管理能力” 比较优秀；74.1%的中层干部、64.6%的教授认为校长“沟通协调能力”比较优秀；70.5%的中层干部、59.1%的教授认为校长“变革的勇气和魄力”比较优秀；77.9%的中层干部、66.2%的教授认为校长“高等教育理念和知识”比较优秀；68.7%的中层干部、57.8%的教授认为校长“人财物资源的配置能力”比较优秀；66.3%的中层干部、56.4%的教授认为校长“激励员工和团队建设能力”比较优秀；65.1%的中层干部、57.8%的教授认为校长“组织结构和体制机制设计能力”比较优秀；62.1%的中层干部、64.9%的教授认为校长“与政府、企业、媒体等建立合作伙伴关系能力”比较优秀。

    4.中国“211”大学校长具有高远的精神追求与自我期待。

    91.7%的校长认为最应该扮演的角色是教育家；工作动力主要来自于精神层面的责任和满足，校长们认为“社会责任”“成就感”“职业荣誉”“挑战性”很重要，而“职务晋升”“学术发展”“薪酬待遇”等物质方面的因素并不重要。大学校长的工作压力也主要来自于自我要求和岗位责任感，54.5%的校长认为工作压力的主要来源是自我期待。在缓解角色冲突方面，73.9%是靠自我内心的平衡、修养的提高，28.9%的大学校长认为工作非常有成就感，66.7%的大学校长认为比较有成就感。大学校长重视学习。他们业余时间阅读的书籍中教育理论类占65.2%、专业学术类47.8%、时事政治类占45.7%、历史文化类占39.1%。

    校长们认为最重要的三项领导工作是战略规划（80.4%）、人才引进与培养（71.7%）、学科专业建设（45.7%）；最主要的困难是内部体制与机制的不适应（54.3%）；投入精力最多的工作是战略规划（63%）、学校内部体制改革（50%）。

    5.中国大学校长具有鲜明的治校理念和强烈的改革愿望。

    在调研访谈中大多数校长能够提出鲜明的治校理念，如“以人为本，崇尚学术，追求卓越”“科学建校、依法治校、人才兴校、文化强校”“依法治校，学术为崇”“求真务实、开拓创新”“海纳百川，取则行远”等。80.6%的校长认为在办学过程中，自己的办学理念大部分得到体现；管理学校的主要方式是“理念认同”（73.9%）、“目标感召”（45.7%）。

    54.3%的校长认为工作中碰到的主要困难是内部体制与机制的不适应。部分大学存在党政关系不和谐现象的原因主要是职责边界不清晰（76.1%）、治校理念与工作方法不一致（56.5%）、制度框架的先天性缺陷（45.7%）。工作中的主要障碍来自于学校传统习惯（62.9%）、校内领导体制（57.1%）、办学资源配置方式（28.6%）、上级党政部门（25.7%）、副校长及行政管理团队（22.9%）、社会氛围（20%）。认为目前大学校长最需要提高的素质是变革的勇气和魄力（79.5%）。

    中国大学校长专业化发展的困境

    大学校长专业化包括了三个层面的含义：第一，大学校长是能专心的事业，强调从业者的动机意愿。第二，大学校长是要专长的从业，强调从业者的胜任素养。第三，大学校长是个专门的职业，强调从业者的行为规范。从“专心、专业、专职”三个维度来观照，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主要表现如下：

    1.专心不够，动机意愿有待增强。

    “专心的事业”表现为其动机意愿与行为的专一性，心无旁骛地担任大学校长。54.5%的校长认为担任大学校长这一职务不是他的职业理想，如果自由竞聘，70.6%会继续担任这所学校校长，29.4%则表示不会。不会继续留任的校长中，50岁以下的占20%，51—55岁的占40%，56—60岁的占40%。工学背景的校长中64.7%认为担任校长是他的职业理想，比例最高；哲学、法学、农业背景担任大学校长的职业理想较低。87.2%的校长认为最应该扮演的角色是教育家，但是只有38.3%的校长认为自己实际上扮演最多的角色是教育家。

    现任大学校长中，有87%继续从事原学术研究工作，从事原学术研究工作所占精力占1/4以上的有51.3%，其中占一半精力的有8.1%。91.6%的大学校长拥有学术兼职，平均学术兼职6.05项；在任校长期间指导硕士研究生的有75人，占59.5%；在任校长期间平均每人指导硕士研究生13.6人，指导硕士研究生50人以上的5人，其中最多的指导了98人，平均每年指导硕士研究生10人。在任校长期间指导博士研究生的有84人，占66.7%；指导博士研究生20人以上的8人，年均指导博士研究生最多达7人。在任校长期间不带研究生的共31人，占24.6%。

    大学校长对在任期间从事学术工作的态度和认识不一致。36.2%校长赞成任期内不申报新科研课题，不新带研究生，不报奖，不申请院士，但有31.9%的校长明确表示不赞成，还有29.8%的校长持有待观察的态度。

    大学校长对于目前“大学校长把更多精力放在了大学管理之外的事务”的判断：45.7%同意这一判断，其中19.6%同意，并认为应出台职业化制度规范校长行为；26.1%同意，但在现行的体制下，没必要大惊小怪，属正常现象；还有43.5%的校长对这一判断不完全同意，认为这只是个别现象。

    59.1%的校长表示不愿放弃原有学术工作，成为职业化的大学校长。校长们认为，继续从事科研工作的动力主要来源于提升学校学术声誉（46.3%）、继续实现学术抱负（37.5%）、离任后可继续从事学术工作（31.7%），增加岗位的权威（27.5%）、对学科和学生负责任（25.6%）、兴趣放弃了可惜（22.5%）；有86.7%的大学校长最希望离任后回到学科从事学术工作。

    2.专长不够，胜任素养有待提高。

    “专长”主要体现为知识储备、专门的能力素养。“有专长的从业”主要表现为职业背景、管理素养等特征。

    中国大学校长的教育背景大部分是理工科。63%的大学校长理工科出身，人文社科出身的校长仅占37%，其中管理学背景的校长占10.9%，教育学背景的校长仅占4.3%。

    工学背景的校长业余时间不阅读教育理论类书籍的比例最高，达44.4%；继续从事原学术工作的校长中有41%不订阅教育理论类书籍。

    订阅教育类刊物主要集中在《中国高等教育》（88.6%）、《学位与研究生教育》（63.6%）两本，其他教育类核心期刊如《高等教育研究》（15.9%）、《比较教育研究》（13.6%）、《高等工程教育研究》（11.4%）、《教育发展研究》（9.1%）、《教育研究》（6.8%）极少阅读，任校长期间发表教育类论著数量也很少，平均为5.7篇（部），年人均不到1篇，与从事学术业务类论著的数量相比，差距巨大。校长们发表过大学管理研究文章的刊物也主要集中在《中国高等教育》（88.6%）、《中国高教研究》（40.5%）、《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9.7%）三本刊物上；其他核心刊物如《教育研究》（16.2%）、《高等工程教育研究》（16.2%）、《比较教育研究》（5.4%）、《高等教育研究》（2.8%）、《教育发展研究》（2.7%）则很少发表。

    大学校长的办学治校的能力素养主要得益于多岗位锻炼（82.6%）、边干边学（52.2%）、个人体悟（50%）、看书学习（37%）、他人的成功经验（23.9%）、前任的言传身教（15.2%），而政府系统的培训获得认可的比例相当低，只有15.2%。“211”大学校长曾经历多个中层管理岗位的锻炼。担任中层干部岗位数平均2.6个，其中最多的曾担任9个中层岗位。由本校的副职提拔和党委书记转任的校长，占48.9%；由他校副职提拔的占22.9%，他校校长转任的占8.4%；政府部门转任的占11.5%；由科研机构负责人转任的占2.3%。

    大学校长认为目前最需要提高的素质变革的勇气和魄力（79.5%）、使命感与全身心的投入（56.8%）、组织愿景与战略管理能力（50%）、组织结构和体制机制设计能力（36.4%）、高等教育理念和知识（29.5%）、激励员工和团队建设能力（20.5%）、与政府、企业、媒体、校友等建立合作伙伴关系能力（20.5%）、沟通协调能力（20.5%）、人财物等资源的配置能力（1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