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女儿两岁时，妈妈给她读童话故事，她盯着妈妈手中的那本书诧异地问：“这里面都是字，故事在哪里呢？”现在，5岁的她已经认得许多字，妈妈仍然给她读童话故事，读完以后，她会自己捧着那本书仔细辨认上面的字，把妈妈刚才读的故事找出来。我在一旁看着她专心的样子，心中想，我小时候一定也经历过类似的过程。一个人在识字以后，就会用一种不同的眼光看书籍。至少从小学高年级开始，我的眼中已经有了一个书的世界，这个世界使我感到既好奇又崇敬。每一本书，不管是否看得懂，都使我神往，我相信其中一定藏着一些有趣的或重要的东西，等待我去把它们找出来。

    小学六年级时，我家搬到人民广场西南角，离上海图书馆很近。馆里有露天阅览室，许多人坐在那里看书。有一天，我鼓起勇气也朝里走，却被挡驾了。按照规定，身高必须在一米四五以上才有资格进这个阅览室，而我还差得远呢。小学毕业，拿到了考初中的准考证，听说凭这个证件就可以进到馆内，我喜出望外。

    在整个暑假里，我几乎天天坐在那个露天阅览室里看书。记得我借的第一本书是雨果的《悲惨世界》，管理员怀疑地望着我，不相信一个11岁的孩子能读懂这本书。我的确读不懂，翻了几页，乖乖地还掉了。这一经历给我的打击是严重的，使得我很久不敢再去碰外国文学名著。直到上高中时，我仍觉得外国小说难读，记不住人名，看不明白情节，对外国电影也是如此。每个周末，上海中学礼堂里会放映两场电影，一场免费，一场收一角钱门票。所放映的多为国外影片，我实在太土，有时竟因为看不懂而睡着了。

    不过，我对书的爱好有增无减，并且很早就有了买书的癖好。第一次买书是在刚上小学时，我多么想拥有一本属于自己的连环画，在积攒了一点儿零钱后，到一个小摊上选了一本《纪昌学箭》。选这本书，是因为我的零钱刚好够，而我又读过，被纪昌苦练本领的毅力所感动。买到手后，我心中喜悦了好些天。

    初中三年级时，我家搬到了江宁路，从家到学校乘电车有5站地，只花4分钱，走路要用一小时。由于家境贫寒，父亲每天只给我4分钱的单程车费，我连这钱也舍不得花，总是徒步往返。读高中时，我住校，每两周回家一次，父亲每月给我两元钱，一元乘车，一元零用。这使我在买书时仿佛有了财大气粗之感，为此总是无比愉快地跋涉在十几公里的郊区公路上。那时是国家经济困难时期，商店一片萧条，橱窗里少得可怜的糖果点心标着吓人的价格。我纳闷的是，怎么还会有人买，同样的钱可以买多少书啊。

    以后每当我回忆起上海中学的时候，总是看见一个瘦小的学生坐在阅览室里看书，墙上贴着高尔基的一句语录：“我扑在书本上，就像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一样。”这句话对于当时的我独具魔力，非常贴切地表达了一个饥不择食的少年人的心情和状态。

    虽然我热爱读书，但是，在整个中学时代，我并不知道应该读什么书。我没有遇见一个能够点拨和指导我的人，始终在黑暗中摸索。初中时，我一开始延续小学时代的阅读，读了许多童话和民间故事。接着，我着迷于苏联和中国的反特惊险小说，读了《隐身人》《怪老人》一类的科幻小说，还读了几本福尔摩斯探案，例如《巴斯克维尔的猎犬》《血字的研究》《四签名》，一时幻想将来做一个侦探。最后，因为学校图书馆管理员的推荐，我读了《苦菜花》《林海雪原》《青春之歌》等几乎全部在当时走红的中国当代长篇小说。我也读《毛选》，因为那是我从小就在父亲的柜子里熟悉的一套书，早就似懂非懂地读了起来。我还写读书笔记，包括摘要和体会。初二时，上海市共青团在中学生中举办“红旗奖章读书运动”，我把一本读书笔记交给班主任，全班没有人像我这样认真地读书，所以我自然得了奖。

    进入高中后，我读书很多很杂，但仍然没有读到真正重要的书，读的基本上是一些文史哲方面的小册子，它们在不久后就遭到了我的鄙夷。唯一的例外是北京大学编写的一套中国文学史，它使我对中国古典文学名著有了大致的了解，并且开始读唐诗宋词以及《儒林外史》《孽海花》等小说。出于对神秘宇宙的好奇，我也读了一些天文学的小册子。

    有一阵，我想提高写作能力，便用心摘录各种小说和散文中的漂亮句子。为了增加词汇量，我竟然还认真地读起了词典，边读边把我觉得用得上的词条抄在笔记簿上。不过我终于发现，其实这些做法对于写作不但无益，反而有害。幸亏我这样做的时间不长，否则，我可能会成为一个铺陈辞藻的平庸作家。

    我在中学时代的读书收获肯定不在于某一本书对于我的具体影响，而在于养成了读书的习惯。从那时开始，我已经把功课看得很次要，而把更多的时间用来读课外书。

    摘自“我的小时候”系列之《不是老师的宠儿》（经典美图版），周国平著，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