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运甫先生是中国世纪之交最重要的画家之一，也是建国以来艺术教育发展进程的重要参与者、见证者。2017年12月，先生去世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师生们自发组织举办了“袁运甫先生和他的学生们”绘画雕塑作品展，为老师献上深深的怀念和敬意。

    我是1978年和同学刘巨德作为研究生考入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就读于庞薰琹先生和运甫老师的门下，当时二位师长为我们制定研学的方向是装饰基础、中国传统装饰绘画和西方现代艺术比较。由此我们幸运地成为离老师最近的受业者和受惠者。

    当时“文革”结束不久，百废待兴，学校也是第一次招收研究生，条件相当窘迫。没有固定的教室，平时我们都在宿舍读书和完成小幅作业。有多次，年逾古稀、白发苍苍的庞先生由运甫老师搀扶着，登上宿舍的四楼，共同为我们指导和评议总结作业。

    现在想来，这是一幕我们亲历的动人历史景观。虽然已经过去了四十年，回想起来如在眼前一样温馨鲜明，令人终生难忘。

    袁运甫老师是建国以来培养的艺术大家。他1949年在杭州国立艺专学习，1952年随校迁京进入中央美术学院，1954年毕业。1956年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创建成立时，庞先生将其从人民出版社调来，成为学校最年轻的教师。

    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组建之初，庞薰琹先生受命进京，专司其责。他以专业的才智和能力将南北院校和社会的各路精英集于一统，奠定了这所学校多元、包容、开放的历史格局。学校丰富生动的教学内容，大大超出了纯粹架上绘画的范畴，并由此形成多向性而促成自由生发的学术氛围。运甫老师推出了自己的第一部著作，其时尚不满30岁。

    改革开放伊始，由张仃院长领衔，袁运甫先生筹划组织的首都机场壁画群开启了风格多样化的新风。此后壁画的运动在全国迅速推展开来，蔚成风气。当时现代艺术设计的理念裹挟着现代艺术的思潮，一度使人迷茫而失去了自我。而袁先生却以极清晰的理念面对这汹涌的“欧风美雨”。立足于本土文化，有选择地汲取西方艺术中的有益营养，尤其是对色彩的研究和画面构成意识的重视，都成为袁先生作品的重要特征，这也是其艺术成就最卓著的地方。

    新世纪前后，老一辈的大师们相继离世。袁先生承前启后，责无旁贷地担起了学术重担，成为美术界众望所归的权威和师长。他以几十年从艺的经验和国家发展的需求为基点，以前瞻性的视角，提出大美术的概念，有力地推动了艺术社会化的进程。

    同时，他身体力行，以持续不断的作品来实践所倡导的理念，这些涉及多方位、多形式、多材料、多空间、多内容的作品居于最高领域和“殿堂”之上，宣示着国家的尊严和文明，引领着社会的潮流和走向，使持续发展中的中国公共艺术增加了经典和新的篇章。

    孟子说过，“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我们常常觉得这简直就是为袁先生下的断语。美与大，一直是袁先生作品的特征，也是他一直追求的目标。无论从理论上的《有容乃大》（袁先生文论集）到实践上的“大美术”，无不体现了其纵括中外、通铸古今的艺术涵量。他在《悟艺录》《装饰绘画散论》等有关装饰艺术的理论贡献上为这个目标作了有力的铺垫。

    面对国家城市化进程中的新局面，面对向世界展示开放的中华文明的新形势，公共艺术所相适应的内容和需求对当代中国的艺术教育发展提出了更高的目标，袁先生的期待是宏大的，是立于时代的展望。

    在为艺之大上，袁先生一向宏收博取，他以先后辗转于南北三座顶级院校之经历，所历之师长多为画坛巨匠、艺苑硕儒，受其浸润，在对中国传统艺术的认识上有明晰准确的定位，同时对西方艺术，尤其是近现代艺术了然于心。

    他的成就出自独具的悟性和超拔的天赋，是属于庄子所言的“发乎天光”的先慧者。但他从不以智者自居，而肯下最苦的“笨功夫”，在不懈的勤奋和坚韧中修持。

    我曾多次在当年运甫老师白家庄的宿舍内，约一平方米的工作空间里，和先生促膝讨教。我也看到袁先生卷起被褥，从床板上取出厚厚的一叠叠色彩写生，令我极感动又惭愧。无论条件多么艰苦，他从来都以艺术为唯一的追求。

    袁先生的确为这个时代留下了浓彩华章，在人民大会堂、故宫、中华世纪坛、国家博物馆、毛主席纪念堂，在首都机场，在太庙……都留下了他铭世的作品。

    （作者系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