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我和柯军相识起码也有20年了，在一些联谊活动上，我们也见面，然而，彼此都没有说过一句话。说起来我和柯军的“正式见面”有些戏剧性，那是2006年4月，我一个人来到德国柏林。就在入住的时候，看见一个帅哥站在大堂的不远处。我用“帅哥”这个词可不是一个轻佻的说法，这是一个真正的帅哥，黑西服、黑皮鞋、黑领带，目光炯炯。关键是他的站姿，笔直得像一杆标枪插在了大理石的地面上。我心里想：德国人会做生意啊，居然找来了如此劲道的中国男人来做他们的大堂经理。

    英俊的、挺拔的、兀自生风的“大堂经理”最终来到了我的面前，他低声说：“是毕老师吧？我是柯军哪。”

    我刚入住，他要离开。我们就这样在大堂里见面了、告别了。他把昆曲的旋律留在了欧洲。

    实际上我对柯军的“行当”一无所知。在一个聚会上，我意外地发现柯军的左臂上有一道长长的疤，一数，是一道缝了13针的疤。柯军说，是在舞台上摔的。“在舞台上怎么能摔成这样的呢？”柯军说：“我是武生哪！”

    哦，明白了。武生。我看见了一个男孩日复一日训练，他不堪忍受的痛楚，他暴雨一般的汗滴，他身后的、蛇一样的皮鞭。难怪呢，柯军的目光如此炯炯，柯军的体态永远像标枪一样笔直。有来由的。所有的一切早就“长”在了他的身上，即使在柏林的酒店大堂，柯军也不肯散漫，他也要做一个体面的、敬业的“大堂经理”。

    老实说，我所知道的柯军，大部分还是来自于媒体，作为一代昆曲名家，他如何去创新，他如何在坚守。有一次，在飞机上，柯军和我聊了一路昆曲。他说，在继承的那个部分，他恪守前辈的一招一式，不敢有半点出入；到了他自创的新戏，他是大胆的、妄为的，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否则，没有出路。也就是在那趟飞机上，柯军有一句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他说，昆曲和所有的剧种都不一样。怎么个不一样呢？柯军说，其他剧种是为“角儿”服务的，一出戏就可以捧红一个演员。昆曲的文化有这样的特点：所有的人都为昆曲服务，自己可以不红，但一定要把戏唱红了。昆曲有没有这样的文化，我不知道。但是柯军对昆曲有这样的认识，我这个外行人听了都感动。

    柯军要出书了。我不能为昆曲做任何事情，那我就给柯军写上一页。秀才人情一张纸，我能为昆曲所做的，就这么可怜的一点点。

    （本文选自著名作家毕飞宇为柯军、王晓映《说戏》所作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