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子”，更是西藏本土人才队伍的“种子”。

    来了西藏，钟扬才知道，坐拥世界植物资源宝库的西藏，本土的科研力量是多么薄弱。

    那时的西藏大学植物学专业，号称“三个没有”：专业没有教授，老师没有博士学位，申请课题没有基础。

    这一事实深深刺痛了钟扬。他暗下决心，一定要为西藏的教育事业做点实质性的工作。

    他对自己的选择，有一个浪漫的解读：“中国最长的国道，是318国道。国道零公里处是上海人民广场，到西藏的终点，要绵延五千多公里。西藏人说，沿着这条路，就可以走到上海。这就是上海和西藏的缘分，也是我作为一个上海援藏教授冥冥中的使命。”

    面对西藏大学教师申报国家级项目没经验、不敢报、没人报的情况，钟扬不仅帮他们义务修改项目申请书，还提供申报补助。只要是藏大老师申报项目，无论是否成功，他都个人出资补助2000元，用于支付申报过程中产生的费用。

    2002年，钟扬帮助西藏大学教师琼次仁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当时他常常一边插着氧气管，一边连夜修改申请报告。后来，这个项目成为西藏大学拿到的首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极大地增强了老师们的科研信心。

    对西藏的学生们，钟扬更是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

    2012年，西藏大学招收了首届理科硕士生，却面临学校办学经验不足和基础课开得不全的双重困境，钟扬得知情况后，亲自跑到武汉大学生命科学学院，落实了这批学生1+2的学习模式，让他们第一年在武汉就读，第二、第三年再回拉萨。

    这还不算完。钟扬的父母都在武汉居住，他又特意把这9名学生带回父母家，请父母多加照顾。从此，每个周末，老母亲都要把9名学生叫来，炖一大锅香喷喷的红烧肉，给学生们改善生活。钟扬又自掏腰包，给他们每人发了1000块钱的生活补助。

    对教育援藏，钟扬有着深深的思考。他认为，最重要的是要让藏族的高端人才留在西藏。

    为了培养好在藏大招收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钟扬几乎停招了他在复旦的研究生。他曾说：“少数民族地区培养人才尤其难，但培养好了，这些学生回到家乡，就能成为靠得住、留得下、用得上的生力军。”

    在钟扬带领下，西藏大学实现了多项“零”的突破：2011年获批生物学一级学科硕士点，为该校首个理科硕士点；创建“西藏生物多样性与可持续利用”科研创新团队，2012年成为西藏第一个生物学教育部创新团队；2013年获批生态学博士点，为该校首批三个博士点之一；2017年更是带领西藏大学生态学入选“双一流”建设学科。

    十几年间，钟扬培养的学生已遍布西部各省份，藏族首位植物学博士扎西次仁已成为西藏种质资源库主任，博士生拉琼已成为西藏大学生命科学系第一位生态学博士生导师，哈萨克族首位植物学博士吾买尔夏提也回到新疆农业大学任教，成为民族地区急需的科研教学骨干……

    “我是学生物的，生物讲究群体效应。就拿高原生态学这个领域来说，再用10年，培养10名博士生，聚集起20个人，肯定能做出有世界影响的成果。”钟扬说，“没有持久的热情和长期的投入是做不成事情的。”

    2015年，钟扬突发脑溢血，醒来后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口述了一封给党组织的信。在信中，他谈到自己多年在西藏的工作，他意识到在西藏建立高端人才队伍的极端重要性，立志将余生献给西藏建设事业。

    责 任

    “钟扬是一个心里装满了单位和国家的人。他头脑里经常想的是，我应该为这个单位，为这个国家做些什么事？”——钟扬妻子张晓艳

    “妈妈，听说爸爸是劳模？劳模是什么意思？”有一次，小儿子突然问张晓艳。

    张晓艳说，劳模就是劳动模范，这个人要很厉害，要比常人付出很多，要牺牲很多自己的东西，你想爸爸是不是那样？

    小儿子听了，沉默半响，说：“妈妈，那你不要当劳模啊。”

    张晓艳一阵心酸。

    这些年，钟扬每年有三分之一甚至一半的时间都在出差。2016年，钟扬坐了157次飞机，其中38次是凌晨才抵达航站楼。

    西藏大学理学院原党委书记徐宝慧陪钟扬回过一趟上海，深为钟扬的工作节奏震惊。

    飞机上，钟扬就没有停下过工作，只在飞机临降落的半个小时，他才关上电脑休息一会儿。下了飞机，钟扬又在出租车上打开电脑，处理文件。到了学校，他直奔教室，研究生们已经在等着他上课。课上完后，他又回到生命科学学院，讨论学院的工作，其间，还热情地领着徐宝慧参观。

    后来徐宝慧与钟扬共事的机会越来越多，他发现，这样的工作节奏，是钟扬的常态。有一次他跟钟扬到浙江大学出差，连续两天，钟扬都是工作到凌晨两点，然后睡4个小时，起来冲个澡，又开始了新一天的忙碌。

    有次，钟扬因病住院，学生徐翌钦负责第一天的陪护。半夜3点，钟扬的手机突然响了，徐翌钦拿起来一看，是闹钟。

    徐翌钦还以为这是钟扬为赶飞机而设的闹钟。第二天问了钟扬才知道，闹钟是为了提醒他该睡觉了。

    很多人都知道，发给钟扬的邮件，24小时之内一定会得到回复。只不过，回复的时间常常是凌晨两点。

    负责复旦大学研究生院工作期间，他常常在办公室工作到半夜。一开始，物业师傅不知道，还是到点下班，把大门用铁链拴上。等到身高1米8、近100公斤的钟扬下楼，便只能跨过链条，再吸肚子，一点点从狭窄的缝隙中挤出去。后来，因为整个楼里面只有钟扬才会经常很晚离开，研究生院单独为钟扬设置了门禁。

    这是身为研究生院院长的钟扬，唯一的“特权”。

    后来，钟扬频繁往来于西藏和上海之间。按照一般的进藏规律，大家总以为，他每次进藏，总要在拉萨适应一两天，再开展下一步的工作。

    然而，钟扬的节奏又一次次震惊着人们。

    西藏大学理学院教授拉琼曾是钟扬的博士研究生。他印象最深的，是钟扬的一份飞行计划表。

    因为工作需要兼顾上海和西藏，钟扬专门整理了这份计划表。比如，上海到成都最晚的航班是凌晨2时到达，在机场休息室眯2个小时就到凌晨4时，正好成都飞拉萨的第一班飞机可以安检了，早上7时起飞，9时30分到达，直接开始工作，一点不耽误事儿。

    这份表排好之后，钟扬特别得意，经常跟人炫耀。然而他的每一次炫耀，都让拉琼心头一痛，“哪有这么逼自己的啊”！

    与钟扬多次共事的西藏大学理学院原院长白玛多吉，回忆起钟扬在西藏的工作节奏，心情沉痛。

    白玛多吉来自西藏那曲，那里有一个钟扬负责指导的观测站。有一天，钟扬从上海飞抵拉萨，又立刻赶上开往那曲的火车，在晚上9点抵达那曲。

    十几个小时，从海拔只有4米的上海一下子上到海拔4500米以上的那曲，白玛多吉当时就激动难抑：“钟老师，您再忙也不能这样搞，您这样是在玩命！”

    可是又有什么用呢？类似的话，谁没有对钟扬说过？每次钟扬都是大手一挥：“不碍事，工作要紧！”

    甚至，2015年他因脑溢血紧急入院后，几乎所有人都认为经过这次大病，他会放慢工作的脚步。可是出院后，他不仅没有放慢工作节奏，反而还加快了，西藏也是照去不误。

    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研究生院、西藏大学、中国科学院、上海科技馆……钟扬的工作涉及多个单位和部门。很难有人一下子能说清他到底承担了多少项工作，人们只知道，他如同陀螺一样，没日没夜地连轴转。

    他为什么要这么拼？

    他希望，为复旦，为西藏，为国家培养更多的人才——身为一名教师，这是他的理想。

    他希望，在10年时间内，收集到占西藏植物比例40%的物种样本——身为一名科学家，这是他的追求。

    他希望，推动复旦大学研究生院不断发展，在各方面都达到世界一流水平——身为一名管理者，这是他的责任。

    大病之后，他说，他有一种紧迫感，希望老天再给他十年，让他把未竟的事业完成。

    “钟扬是一个心里装满了单位和国家的人。他头脑里经常想的是，我应该为这个单位，为这个国家做些什么事？”张晓艳含着热泪追忆丈夫。

    钟扬去世后，张晓艳独自在家整理旧照片，她发现，全家最近的一张全家福，竟然拍摄于12年前。

    不是没有全家一起拍照的机会，但每一次，钟扬都因为工作临时缺席。

    这些日子，张晓艳彻夜难眠。有时到了凌晨两三点，她会条件反射般想起，钟扬该回家了吧？

    她常幻想，他工作太忙了，是不是现在还在某个遥远的地方忙碌着呢？

    情 怀

    “他留下的每一粒种子，都会在未来生根发芽！”——钟扬的学生

    在浦东临港的一块试验田里，种着一片上海唯一的红树林。这是钟扬“要送给未来上海的礼物”。

    此前，红树林在中国最北也就长到温州。当钟扬提出这个想法的时候，几乎没人相信，纬度更高的上海可以成功种植。2005年，钟扬第一次向上海科学技术委员会申报种植红树林的课题遭到失败，他不服气，又接连申报了两次，才获得通过。

    红树林在上海的生长异常艰辛。第一年，种下去的红树纷纷死掉，只剩光秃秃的杆子，叶子全部掉光。

    经过艰苦的筛选、摸索种植方法以及和吃树苗的野兔的“斗法”，如今，一些红树品种已繁衍至第二代、第三代，耐寒性大大提高。

    更让钟扬惊喜的是，第一年“死去”的红树，竟然又“复活”了，它们的根仍在生长，仍在吸收着养分。

    那天的钟扬很高兴，他对同伴说：“这是一个很好的寓意，人和树都要坚持下去。”

    2001年，复旦大学征集选派援藏干部，钟扬第一个报名。后来复旦大学对口支援地区改为甘肃，钟扬就自己联系西藏大学自费援藏，这一去就是16年。

    “光这一点，我就佩服他。”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工会主席杨亚军说，“他不是为了镀金，不是为了让自己履历表好看，他是真心实意去做事情。”

    这是怎样的一种“真心实意”！

    上海科技馆的分馆——上海自然博物馆建设期间，需要寻找一个能够承担全馆图文写作的团队，但因为学科跨度大、文字要求高，始终找不到合适的人选，先后联系的几家高校都因这个项目难度太大而婉拒。

    钟扬得知后，毫不犹豫地揽下。

    自然博物馆图文文稿的内容涵盖了天文、地质、生物、人文等学科，文字要求兼顾准确性、前沿性、可读性，其创作过程漫长而痛苦，一天的时间通常只能讨论十几二十块图文的内容，而整个自然博物馆有将近五百块知识图文。

    不论多忙，钟扬始终和工作人员坐在一起字斟句酌地讨论每一段内容。在半年多的时间里，每次听说钟扬从西藏回到上海，博物馆都会立刻去预约时间，他也总是爽快地答应，哪怕只有半天的时间，也会赶过来和大家一起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