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在开篇就提出：“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以“学”字作为整部《论语》的领起，可谓意味深远，说明“学”是安身立命、经世致用的关键。古人所学乃圣贤之道，而“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不尊师则无法超凡入圣，修齐治平亦沦于空谈。故《学记》云：“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尊师、敬学对于传道、治国等都至关重要。

    尊师与传道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所谓道，即圣贤相传之道。“师道”之所以“尊严”，是因为真正的明师皆不标榜自己，而只是“为往圣继绝学”、传承古圣先贤道脉的“传道者”。这种无我的精神，正是为师者所以功载千秋、万众敬仰之原因。

    中国传统社会重义轻利，医生和老师这两种职业最受世人尊敬。

    古人入私塾读书，要先行拜师礼。而行礼者不仅是学生，连学生的父母都要向老师行跪拜礼：父亲带领儿子，先向“大成至圣先师孔夫子之神位”行三跪九叩首的大礼，之后老师入座于夫子牌位前，接受父子二人三跪九叩首的最敬礼。如果是一个家族礼请老师教育子弟，就由家中最尊长者代表族人向老师行三跪九叩首的大礼。中国古代家道谨严，长幼尊卑秩序分明。试想，身为一家之尊的家长是怀着何等恭敬之心，才会向老师行如此大礼？而这种仪式，又会在孩子的心中烙下怎样深刻的“尊师重道”之印记？

    古人云：“经师易遇，人师难遭。”所谓人师，乃德行才识并皆卓越者，可以“学为人师，行为世范”，不必在朝在位。在人类历史中，出现了不计其数的政治家、军事家、经济学家等，但是真正的人师却如珍如瑞。因为他们无论在诚意正心的修养上，还是在平治天下的智慧上，都堪为学人表率、足为后世取法。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圣贤之道有赖于行道之师而光大。孟子尊孔子，“虽未得为孔子之徒也”，却“私淑诸人”以求其教诲，学为“亚圣”而超于孔子门生。其原因只为“至诚”二字。所谓“至诚如神”，唯有至诚之心，才能感通天地之道，感通夫子之教。可见，对老师的尊重即是对圣贤之道的尊重，更是传承圣贤学问所必需。

    尊师与治国

    《论语》中记载，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说：“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同理，如果君主希望百姓尊师重道，就必须自己率先垂范。古代圣王都明白上行下效的道理，因此，“古之圣王，未有不尊师者也”。（《吕氏春秋》）

    汉明帝就是一位尊师的典范。据《资治通鉴》记载，汉明帝为太子时，曾向桓荣学习《尚书》，在他做皇帝后，仍以学生身份自居。汉明帝造访太常府时，以师生之礼与桓荣相见，并设几杖，召集百官和桓荣的弟子数百人一起向桓荣行弟子礼，并由他亲自执礼，带头听受老师讲学。

    而唐太宗之所以在隋末战乱后短期内就开创了“贞观之治”，使天下太平、万国来朝，与他尊师重道并赐予皇子、诸王们学习《群书治要》密不可分；清朝“康乾盛世”的缔造，更与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皇帝设立了礼请儒释道大德为“国师”、坚持讲经教学的制度相关。反之，唐朝之所以衰于唐玄宗、清朝之所以亡于慈禧太后，都是因为圣教的废弛、对师道的轻忽。

    天子之所以应尊师重道，因为天子的职责是践行圣道，而老师的职责是传承圣道。天子唯有从师而学，才能修德明道进而平治天下。纵观中国千年历史的兴衰，可以发现：凡是尊师重道的时期都是政治清明，乃至盛世出现的时期；凡是轻师贱道的时期都是王朝走向衰败和灭亡的转折点。正如《荀子·大略》云：“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国将衰，必贱师而轻傅。”

    在古代“天下之命，悬于太子”，能否尽早为太子选择明师教导，决定着国家的安危。《群书治要·汉书》记载，古代的太子尚幼小，就会选全国最有德行的臣子担任他的太保、太师、太傅。“保，保其身体；傅，傅之德义；师，导之教训。此三公职也。”并选择孝仁礼义之人担任少保、少傅、少师，与太子一起饮食起居。这种教育使太子从孩提有识之日，就亲近正人，远离邪人，不见恶行。“故太子乃生而见正事、闻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后皆正人。夫习与正人居之，不能无正，犹生长楚之乡，不能不楚言也。孔子曰：‘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古人之所以重视对太子的教育，并特别挑选德才兼备的人担任太子的老师，就是因为认识到国家是否有真正的后继人才，主要取决于是否有好老师的教导。所谓“天下有真教术，斯有真人材”。《淮南子》中记载：“孔子养徒三千人，皆入孝出悌，言为文章，行为仪表，教之所成也。”唯有身体力行圣贤教诲的君子圣贤成为传播社会正能量的主体，才能为国家的长治久安作出重要贡献。

    就中国传统文化而言，尊重师道，就是尊重当人自性。重振师道，无疑乃当今之要务；师道之隆，必然为天下之福祉。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哲学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