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年前的那个冬日，您顶着纷飞的雪花从英国归来，震动海外。这些年，您就像一枚超速运动的转子，围绕着科技兴国这根主轴，将一个又一个高端科技项目推向世界最前沿，直至生命在58岁的节点上戛然而止。

    您，在英国18年，是国际知名战略科学家；您，曾经住在剑桥大学旁边的花园别墅里，妻子还经营着两家诊所；您，2009年放弃英国的一切，作为国家“千人计划”特聘专家回到祖国；您，选择了母校吉林大学做全职教授，成为东北第一个引进的“千人”专家；您，负责“深部探测关键仪器装备研制与实验项目”及相关领域科研攻关，国家财政投入数亿元人民币；您，没日没夜地工作，办公室深夜明亮的灯光被称为吉林大学地质宫“不灭的灯火”……

    您每天追星逐日，跟时间赛跑。

    7年间，您平均每年出差130多天，最多的一年出差160多天，几乎每次出差的日程都被安排得满满的。订“最晚的班机”已经成了惯例，您总是在最后一刻合上电脑，下楼上车，等飞机平稳，再次打开电脑……

    科学竞争只有第一，没有第二。不管您付出多少努力，都有可能在这场争分夺秒的竞赛中被其他人领先一个身位，顶尖科学家都被这种不安全感环绕着，您也不例外。

    对于繁重的科研工作来说，吃饭的时间是可以省下来的。您舍不得放下工作去食堂，总是请学生帮忙带一个6元钱的菠萝面包或是两个烤玉米。蒸玉米您也喜欢，可滴下的水会影响您边吃边操作电脑，只能割爱。

    您甚至连住院的时间也要利用。照顾您的护士长记得，您的病房总是很热闹。师友学生来探望，最后往往会变成一两个小时的科研探讨。

    我们还记得您在生命最后岁月里仍在思索钻研的模样：躺在床上背对着门，身体绷得像拉满的弓。

    您抱着“活一天就赚一天，哪天倒下就地掩埋”的信念，在通往世界科技强国的征途上，拼搏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正如您在生前接受最后一次采访时说：“为了理想，我愿做先行者、牺牲者。我已经50多岁了，生命也就这么几年了，能做出点儿事情，让后来人有一条更好走的路。”

    （本报记者 刘博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