肩挑100多斤的担子赶在年底前奔赴海南，来年春天把收割的种子带回湖北转育，待到秋风乍起，奔赴广西南宁，数九寒冬再转战海南……40多年前，我国的科研条件尚不健全，由于育种试验只能在特定的气温条件下进行，为了加快水稻育种的进度，您一直走在追逐春天的路上。您笑称自己是只“水稻候鸟”，一年可以过三个春天。

    海南岛上，您总是步履匆匆。头戴草帽，一条毛巾围在脖子上，面朝黄土，把住穗头，剪颖、去雄、套袋、授粉、封口，数千个套袋和杂交组合都得抢时间做完。晚上，为了对抗田鼠，您把铺盖搬到田埂上，与同事轮番值守。几番春去冬来，1972年，第一代红莲型杂交水稻问世。

    这样的习惯竟一直延续了近半个世纪。即使在与病魔抗争的最近几年，您依然坚持下田、做研究。去年4月，鄂州基地播种完毕后，您马不停蹄地赶赴海南基地查看水稻生长情况。您说您赶上了好时代，原本需要辗转几天才能抵达的路程，如今飞机转高铁，只需要半天，“这样可以省下更多时间来搞科研”。

    等不起的焦虑来源于从小的梦想。出身农门，您在童年目睹了农民的疾苦，1959年，在粮食短缺的危机年代，填写高考志愿时您一连报了3个武汉大学生物专业，立志要做个农业科学家。“我是农民的儿子，深知农民的疾苦，希望能够为改变农村落后面貌尽一份力，让乡亲们远离贫困和饥饿。”

    一个朴素的想法开启了一辈子的农业研究，您一步步接近“但愿苍生俱饱暖”的儿时梦想。如今，红莲型和马协型杂交水稻的种植面积超过1亿亩，惠及了5亿多中国农民，并造福多国人民。但您并不满足，您说国际上还有9.8亿人在挨饿，必须创新育种方式。

    “我们所有研究生的第一堂课，都是朱老师带我们进入试验田，来看看水稻，让我们认识水稻，对水稻有感情。”您的博士胡骏说。

    倾注了一生心血的“红莲”，成了您的微信昵称，只是它不会再有回复。您办公室的日历上还写满了行程，却永远停留在了2017年8月。永不停歇的候鸟终于放慢了追逐的脚步，但嘴里衔着的那颗种子，永远留在了田间、课堂、一粥一饭间。

    （本报记者 王家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