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到人生的尽头，您评价自己是一位“比较真诚的学者”。对于生死，您看得很淡：“人生自古谁无死，一丝孤傲存人间。”

    孤傲是您的坚持。您从不接受采访，不接受任何社会任职，甚至自己从来没有主动申请过课题。您说，想研究什么自己去做就是了。

    您在乎学问，因而总是认真对待，甚至到了偏执、固执的地步。期刊若未经您允许擅自改动您的文章，哪怕只是一个字，您也要去找编辑理论一番，若是完全背离了您的本意，您便要求登勘误说明。

    对于现在有些人做事不认真、不在乎的态度，您非常生气。您的学生形容您是堂吉诃德，只身与风车对战，您的呐喊，出了口便没了音，谁都听不到，只有在自己内心轰鸣。您自己也说：“金庸笔下有个独孤求败，我就是独孤求败啊！”

    您对学生严格要求，学生没有不被您骂过的。学生们都以被您“骂”为荣，因为您的“骂”不是泄私愤，而是对学生负责，对学问认真，学生从您的“骂”中能够获得最直接的启示，豁然开朗。

    您是中国教育学界的泰斗，今天教学论领域的一大批学术人才都是您的学生。您一生学术成就极高，可是您却说自己“没做出什么东西来”。您常对学生说，我们的理论研究实在不够，教育基本理论和课程理论还很薄弱……放在整个历史的进程中看，我们应该去解决更大的实际问题。

    您不善于也不愿意在公共场合谈论自己，但是对于学术争论却从不吝言。互联网上最多的是您与别人关于素质教育的争论。坚持自己的观点、不媚俗、不趋同，是您的风格。

    您的整个求学历程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前后两个时期，既有传统的私塾教育，又有西方哲学和教育学理论，后期还学习了苏联教育学。多元的教育背景，让您更能对比思考各种教育理论。

    您常说：“不管你是什么派，这都是符号而已。最重要的，还是要解决中国的教育问题。”

    我们今天写这些文字怀念您，您恐怕又要说：“写这些有什么意义，浪费时间，快去干正事！”

    可惜，我们是再也听不到了……

    （本报记者 欧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