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为逝去的师者扫墓
黄大年:以身许国铸重器
8年前的那个冬日,您顶着纷飞的雪花从英国归来,震动海外。这些年,您就像一枚超速运动的转子,围绕着科技兴国这根主轴,将一个又一个高端科技项目推向世界最前沿,直至生命在58岁的节点上戛然而止。
您,在英国18年,是国际知名战略科学家;您,曾经住在剑桥大学旁边的花园别墅里,妻子还经营着两家诊所;您,2009年放弃英国的一切,作为国家“千人计划”特聘专家回到祖国;您,选择了母校吉林大学做全职教授,成为东北第一个引进的“千人”专家;您,负责“深部探测关键仪器装备研制与实验项目”及相关领域科研攻关,国家财政投入数亿元人民币;您,没日没夜地工作,办公室深夜明亮的灯光被称为吉林大学地质宫“不灭的灯火”……
您每天追星逐日,跟时间赛跑。
7年间,您平均每年出差130多天,最多的一年出差160多天,几乎每次出差的日程都被安排得满满的。订“最晚的班机”已经成了惯例,您总是在最后一刻合上电脑,下楼上车,等飞机平稳,再次打开电脑……
科学竞争只有第一,没有第二。不管您付出多少努力,都有可能在这场争分夺秒的竞赛中被其他人领先一个身位,顶尖科学家都被这种不安全感环绕着,您也不例外。
对于繁重的科研工作来说,吃饭的时间是可以省下来的。您舍不得放下工作去食堂,总是请学生帮忙带一个6元钱的菠萝面包或是两个烤玉米。蒸玉米您也喜欢,可滴下的水会影响您边吃边操作电脑,只能割爱。
您甚至连住院的时间也要利用。照顾您的护士长记得,您的病房总是很热闹。师友学生来探望,最后往往会变成一两个小时的科研探讨。
我们还记得您在生命最后岁月里仍在思索钻研的模样:躺在床上背对着门,身体绷得像拉满的弓。
您抱着“活一天就赚一天,哪天倒下就地掩埋”的信念,在通往世界科技强国的征途上,拼搏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正如您在生前接受最后一次采访时说:“为了理想,我愿做先行者、牺牲者。我已经50多岁了,生命也就这么几年了,能做出点儿事情,让后来人有一条更好走的路。”
(本报记者 刘博智)
钟扬:播种未来显初心
您的一生,就是关于“种子”的故事。
身为一名植物学家,16年间,您在雪域高原艰苦跋涉50多万公里,收集上千种植物的4000多万颗种子。其中,大部分种子都是青藏高原特有的珍稀植物,填补了世界种质资源库没有西藏种子的空白。
身边的同事都说您疯了。因为您选择的是一条既艰苦危险,又没有足够科研经费支持,更不可能发表高大上论文的科研道路。但您说:“这些种子可能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后才能发挥作用、造福人类。生物学就是这样的学科,我们所做的可能就是一天到晚采种子,眼前没有任何经济效益,一辈子也不一定能看到光明。但是一旦我们的工作起作用了,那对整个人类来说,都是意义非凡的事。”
您更播下了西藏本土人才队伍建设的“种子”。
您看到坐拥世界植物资源宝库的西藏,本土的科研力量却异常薄弱,心急如焚。您暗下决心,一定要为西藏的教育事业做点实质性工作。为了培养好在西藏大学招收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您几乎停招了自己在复旦大学的研究生。您曾说:“少数民族地区培养人才尤其难,但培养好了,这些学生回到家乡,就能成为靠得住、留得下、用得上的生力军。”
在您的带领下,西藏大学实现了多项“零”的突破。2015年,您突发脑溢血,醒来后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口述了一封给党组织的信。在信中,您谈到自己多年在西藏的工作,您说自己意识到在西藏建立高端人才队伍的极端重要性,立志将余生献给西藏建设事业。
由于多次患病和常年奔波造成的疲累,您的心跳每分钟只有40多下,这已是人体生理的极限。但在您灵魂中跳动的那颗赤子之心,没有极限。
您频繁地往返于上海、西藏和其他西部地区。您的身影,在蓝天白云间隐现,在悬崖峭壁间穿梭。熟悉您的人说,您一年的奔波,能超过一般人10年甚至20年走过的路。熟悉您的人更说,您定格在53岁的生命,干了人家三辈子做的事。
您去世后,您的学生在复旦的校园里挂起横幅:“他留下的每一粒种子,都会在未来生根发芽!”
横幅边上,是学生们连夜折出的一串又一串悼念您的千纸鹤。
(本报记者 高毅哲)
卢乐山:拓荒幼教满庭芳
您生于一个教育世家。在浓烈的“教育救国”家庭氛围影响下,您也走上了幼儿教育的路,并成了一名终身幼儿教育工作者。您是著名的幼儿教育家、新中国学前教育学科的重要奠基人。您常说:“学前教育不是婆婆妈妈的事,而是一门专门的学科,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
您一生学术成就卓越,但尤其为人追忆的是您的谦逊低调、用情至深,就如您的名字一样,仁者乐山,仁者爱人。
您为儿童事业和各种慈善事业捐献了很多,您都不要人知道,领导亲自上门送上证书表达感谢,您百般拒绝,无奈收下后把证书压在箱底,而屋里最显眼的地方却摆放着学生给您制作的生日贺卡。
大家说为您做口述史,您怕麻烦别人,自己用铅笔工工整整写了8万字的手稿,记录了中国近现代学前教育的发展历史,却只字不提自己的贡献。
您从来不向人要求什么,住房、医疗以及平时的吃穿住行,您从来都是最普通、最节俭,以不给别人添任何麻烦为要。但是您却对周围的人无微不至,关爱有加。
您记得每一个亲朋好友的生日、结婚纪念日,把这些日子都标注在台历上,密密麻麻。每到这些日子,大家总会接到您的问候电话。而现在,他们再也接不到您的电话了。
您卧病在床,虚弱得连眼睛都睁不开,对来看望的人,您还是要说:“你们那么忙,还来,真是麻烦你们了。”
2017年6月,在北京师范大学前教育专业成立65周年暨卢乐山先生百岁华诞庆典上,您说:“95岁时他们给我祝寿说我要活到100岁,我现在真的活到100岁了,很知足啦!”那天,您很高兴,笑容定格在您慈祥温和的脸上。
玉兰花开忆师者,不见花下赏花人。您爱花,北师大电子楼前的玉兰花又开了,可是今年,却再也见不到您抬头赏花的身影了。
(本报记者 欧媚)
张翎飞:风雨摆渡佑平安
为一句无声的诺言,默默地坚守那么多年。
那是2002年。由于学龄儿童减少,只剩46人的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隔洋塘村小学被撤并到一水之隔的长街镇小学岳井片校,孩子们上学,要坐20多分钟的渡轮。岳井小学作出承诺:每周有专人负责送孩子上下学,不管刮风下雨,都要把孩子安全送到家和学校。
为了这句承诺,身为岳井小学教师的您,开始义务护送学生往返海岛。
一到周五,放学铃声响起,隔洋塘村的学生们在操场集合,穿好救生衣,坐校车来到码头。每逢此时,您就开始唠叨:“要坐在客舱里不能坐到栏杆上,不能站在跳板上……”一边唠叨一边认真清点人数。
这些话,您已经说了15年;这些细节,您都烂熟于心。
由于渡轮每次承载不能超过20名学生,您就在水面来回穿梭,一个20分钟,又一个20分钟……路,一趟都不能少,学生,一个都不能落,直到等候在岸边的家长把学生一个个都接回家,您才把一颗心稳稳地放在肚子里。
就这样,来来回回15年,您接送了一批又一批的孩子。15年来,您被大家亲切地称为“最美摆渡人”。
2017年3月,您病了,您住进了医院,准备手术。此时,您才开始暂停护送学生。您对岳井小学校长叶兆明说:“等我身体好一点了,还要继续护送孩子们。”
只是这一次,您失约了。
2018年1月14日,您永远离开了您最牵挂的学生。
听闻您去世的消息,前来送行的人一直没有断过。同事来了,亲友来了,村民来了。
还有那些学生们,也来了。在您的护送下,他们长大,他们成人,他们工作,他们和您挥手告别,他们和您心心相连。
有的学生跟着您坐摆渡船完成了小学学业,现在已经读到大学。她说,那时候,她和小伙伴们一在船上跑跑跳跳,您就很凶很凶地训他们。后来,她长大了,也懂了。孩子们的安全,对您来说,就是天大的事。
她说:“每年回来,都能想起张老师送我们上学的情景,很温暖。”
您走了,大家知道您的牵挂。
岳井小学全校13名教师接过了护送学生的“接力棒”,组成了新的“摆渡人”团队。他们说:“张老师走了,现在这根接力棒已经交给学校全体老师,我们会沿着张老师的路,把学生安全护送到家。”
您走了,“摆渡人”还在。
(本报记者 高毅哲)
朱英国:但愿苍生俱饱暖
肩挑100多斤的担子赶在年底前奔赴海南,来年春天把收割的种子带回湖北转育,待到秋风乍起,奔赴广西南宁,数九寒冬再转战海南……40多年前,我国的科研条件尚不健全,由于育种试验只能在特定的气温条件下进行,为了加快水稻育种的进度,您一直走在追逐春天的路上。您笑称自己是只“水稻候鸟”,一年可以过三个春天。
海南岛上,您总是步履匆匆。头戴草帽,一条毛巾围在脖子上,面朝黄土,把住穗头,剪颖、去雄、套袋、授粉、封口,数千个套袋和杂交组合都得抢时间做完。晚上,为了对抗田鼠,您把铺盖搬到田埂上,与同事轮番值守。几番春去冬来,1972年,第一代红莲型杂交水稻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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