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教育部会同国家教育统一考试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召开了电视电话会议，陈宝生部长在讲话中强调“要全力以赴实现平安高考。严禁宣传高考状元、高考升学率，一旦发现严肃处理”。笔者认为，首次明确将禁止宣传状元、升学率纳入了高考总体安全框架，有着重要意义。年初，教育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做好2018年普通中小学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提出的十项禁令，就包括“严禁初高中学校对学生进行中高考成绩排名、宣传中高考状元和升学率，教育行政部门也不得对学校中高考情况进行排名，以及向学校提供非本校的中高考成绩数据”。可见，教育部门纠正炒作“状元”、升学率等行为的迫切之情。

    尽管多年前教育部就明确要求禁止炒作“高考状元”，各高校禁止对新生成绩进行排名，但每到高考高招期间，“高考状元”总会成为最引人关注的话题，各种高考成绩排行榜层出不穷，并且其炒作有愈演愈烈之势，这种炒作已经影响甚至是误导了公众的教育价值观，强化了应试之风，恶化了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社会环境。

    状元的炒作在中国古代亦有，古人曾用“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书中自有黄金屋”来激励读书人奋发读书以出人头地、改变命运。状元郎骑高头马、着状元袍、踌躇满志、荣归故里，何等荣耀。但与古人侧重于激励学子不同，当今的“状元”炒作已经严重异化，形成了隐在“状元”背后、错综复杂的利益链条。一是“状元”的炒作提高了“状元”所在学校所谓的社会知名度，为日后争夺优质生源提供便利；二是炒作直接带给“状元”经济效益和各种荣誉，让这些还未真正走入社会的单纯学子开始关注甚至是崇拜虚名和功利；三是各种培训机构、企业不遗余力的宣传、代言，赚得盆满钵满；四是进一步强化了以升学率为导向的考试评价体系，使学校背上无法摆脱的沉重的升学包袱。

    逐渐的，各种炒作影响了公众的教育价值判断，形成以“得”为主的教育价值观，教育中更为重要的“善”“美”被放逐。“得”属于经济学价值范畴，“善”属于伦理学价值范畴，“美”属于美学价值范畴，将“得”置于首位明确了教育的功利取向，首先强调的是教育的效率和效用，在实际运行中很容易成为不同群体追求各自利益最大化而进行博弈的、赤裸裸的工具。比如无休止的补课、考试、训练，学校希望借此提高升学率，家长希望借此孩子能升入好的大学，教育管理部门希望借此提高“政绩”。当教育纯粹为功利驱动时，教育本身就变为了工具，人们追寻的只能是教育以外的利益。被物化和利益化的教育不再关注育人的根本目的，不再关心人的心灵世界，不再企盼精神的解放与崇高。

    要引导教育摆脱过分功利的束缚，回归育人的本质，需要把握好此次将严禁炒作“高考状元”、升学率纳入高考总体安全框架的契机，重塑公众教育价值观。一是要明确教育的首要价值。教育的首要价值取向应该是求善，求善有三层含义：首先，教育是人的教育，人的教育首先是人心灵的教育，求善无疑是心灵成长的正途；其次，求善实际上是精选人类历史上的人文精神并转化为学生现实的生气勃勃的精神过程；再其次，社会的发展需要高尚道德的引领，高尚道德的养成离不开教育的求善。二是要引导教育回归生活。要引导公众跳出冰冷的知识世界和分数王国，转而关注现实生活中鲜活的学生，因为，学生自主精神的唤起，生命灵动性的释放，生命活力的展现以及生命意义的表征都根植于现实的生活中。现实生活强调“活”与“动”，前者是对人的存在的强调，后者是对人的实践的指引。因此，也只有生活才具有“存在”与“实践”的双重意义。

    只有公众和教育者都能坚守教育的精神和原则，抵抗各种相对落后的教育价值观，使科学理性的教育价值秩序占据主导地位，才能使教育回归常态，获得应有的尊严。

    （作者系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课程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