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在各类媒体上看到关于读书的文章，或者介绍自己的读书经验，或者给别人开列书单，甚至《非诚勿扰》这样的相亲节目，男女嘉宾出现频率最高的爱好，无外乎旅游、读书。不少朋友感慨，书单越开越长，读书越来越少。

    介绍自己的读书感受是一个层面，敢于向别人推荐书目则更高一个层面，更自信，更有底气。在这方面做得最突出的莫过于张之洞，他撰写《书目答问》，为学子开列学习经史词章考据诸学指示门径的导读目录，按经、史、子、集、丛书5部分类编排，收书2200余种，所收图书都经过精心选择。张之洞此前虽然担任京官，冗杂事物并不多，然而案牍劳形，并不是“散淡的人”，读书之博，眼光之准，眼界之高，皆一时无两，连一向不肯随便称许别人的鲁迅先生都叹服：“我以为倘要弄旧的呢，倒不如姑且靠着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去摸门径去。”由此塑造成的人无论做什么，不管官阶多高，爵位多尊，功业多大，也难掩书生本色。即如张之洞与李鸿章政见不和，李鸿章批评他空谈误国，语含讽刺说：“香涛做官数十年，犹是书生之见耳。”张之洞反唇相讥：“少荃议和两三次，遂以前辈自居乎？”讽刺他屈辱议和，倚老卖老。两位信手拈来，凑成一副工整绝对。应该说，从张之洞的反应看，李鸿章的评价并非没有道理，这位南皮先生确实犯了意气用事的书生脾气，甚至看似天成那副下联，也极有可能是他老先生有意为之。这属于把经典精神渗透到血液里去了，不需要托大，不需要矫情，不需要刻意。张之洞编撰《书目答问》是想让天下学子知晓“好书何在”，而并非为了显摆，一个真正读书的人肯定不屑于此。李鸿章左支右绌于外交内务，因为“拼命做官”而无法“拼命著书”，但是读书人的底色同样无法打磨干净。

    清华学校在一批学生即将出国时，为了使之在短期内得到国学常识，请胡适、梁启超二人各自拟定一个有关国学的书目。对于胡适拟的书目，与他私交不错的学界前辈梁启超直言不讳地提出批评，并且开出了自己的书目。任公先生批评胡适先生犯了以下几个错误：第一是不顾客观的事实，专凭自己主观为立脚点；胡君第二点误处，是把应读书和应备书混为一谈；还有一层：胡君忘却学生没有最普通的国学常识时，有许多书是不能读的。任公先生还举例说，里头有什么《三侠五义》《九命奇冤》，却没有《史记》《汉书》《资治通鉴》，岂非笑话？

    胡先生的瑕疵也是荐书人常犯的错误，首先是局限于自我的视野或者体系，挂漏太多而浑然不知；其次是受限于自己的阅读爱好，不够客观不够精准；其三自我中心，忽略对方的阅读需要、水平。

    1925年新年伊始，《京报副刊》主编孙伏园发表启事，征求“青年爱读书十部”和“青年必读书十部”的书目。他的老师鲁迅给必读书目交了“白卷”，并且写道：“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

    但是还是有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开列书目，充作导师，包括我在内，有时禁不住朋友撺掇，在小范围内为人家“指点迷津”，然后小有成就感。但是大多数人无论学问还是做人，都距离胡适先生相差太远，所以犯的错误更大，而且又没有胡先生的雅量，直接把梁任公对他的批评附到自己的著作之后。越是学问小，越是气量小，越是听不得不同意见，俨然老子天下第一，老天爷也不过第二。这样的人开列的书目往往不仅是书的水平、审美、趣味有问题，十之八九价值观也大错特错，贻误学子，而他自己或者压根儿不知，或者偷偷笑着点钞。

    现在给人家推荐书目的人，其实多数不是“嗜好读书”的人，书自然没有读到心里去，而且读书的感觉比嚼蜡痛苦十倍，但是因为职业的缘故不得不读，有人还因为职业的缘故，被戴上专家的桂冠，把自己的痛苦十倍地转嫁给他人，在转嫁的过程中，长时间地沉浸在鲜花和欢呼中，觉得其实“嚼蜡”的味道即便和米其林餐厅中的大餐相比，也未必差到哪里去……

    （作者为济南外国语学校特级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