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明是四川广安市邻水县的一名小学六年级学生，上周末被父亲带到乡下老家进行了一次“苦难教育”——挑粪。据媒体报道，明明在连续两天未完成作业的情况下，跟父亲保证如果再犯就回乡下挑粪，但第三天，他仍然没有完成作业。父亲“兑现承诺”，整个上午，明明挑着三四十斤重的粪桶向300米远的玉米地里来回挑了七八趟。

    孩子的父亲首先向孩子讲明了犯错应该受罚的道理，孩子自己也表示认同。因此，这并不是一次简单的体罚或者变相体罚，而是孩子对于自己承诺的兑现，体现了父亲对于诚信和担当精神的培养。体会劳作的不易，才能更踏实地学习，通过“挑粪教育”，孩子在身体的苦痛中受到了教训，比如明明向父亲保证以后会按时完成作业，并提高考试成绩，而从老师的反馈来看，孩子的学习成绩和态度也有所进步。应该说，此次“挑粪教育”是成功的。

    但是，“挑粪教育”并不值得进行简单地模仿，因为其行为本身存在明显的限制。首先应该注意到，明明的父亲曾经是一名农民，这种教育方式本身有明显的环境特征，如果是来自城市的家庭，在教育孩子方面选择同样的方式，效果可能会大打折扣。

    对于“挑粪教育”的关注点应该放在教育的过程，而非行为本身。让孩子体验“挑粪”的惩罚，并不应该是暗示其如果不好好学习以后就只能从事体力劳动，而是让他在实践的过程中，在身心双重“煎熬”的情况下，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做出反省和保证，这样才能在根源上消除问题。但是很可惜，在教育过程中，明明的父亲通过在孩子面前比较“挑粪”和读书的优劣性，从而传达了“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观念。希望孩子跳出农村，不再像自己一样挑粪种田，是务农群体家长的普遍想法，体现了父辈的良苦用心，但通过贬低劳动的价值性来拔高读书的意义，这本身并不可取，也不利于孩子正确价值观的养成。

    “挑粪教育”虽然是一种不错的尝试，但从其本身进行分析，应该了解到其中存在的客观情况和深层次问题，用理性的眼光加以看待。

    （作者系重庆大学新闻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