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国际博物馆日

    编者按

    数字化时代，教育的定义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教室的边界正在消失，博物馆正在成为有效的学习场所之一。今年5月18日是第42个国际博物馆日，如何更好地发挥博物馆的教育功能，如何促进博物馆资源与中小学课程的深度融合？本报记者就此走访了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系的专家学者，报道了南京、杭州等地将博物馆优质学习资源引入课程的实践探索。

    访谈嘉宾

    陆建松：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主任，博士生导师，国家文物局专家库专家。

    郑奕：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副教授。

    记者：我国《博物馆条例》2015年已将博物馆的三大功能进行了序次调整，将过去的“研究、教育和欣赏”，调整成为现在的“教育、研究和欣赏”。在您看来，我国博物馆教育功能发挥得如何？

    陆建松：博物馆就是一个教育机构。保护文物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让现代人能够知道它、了解它。收藏、研究、保管是基础和前提条件，最终目的应是教育、知识传播与交流。

    现在我国博物馆每年展览数量看上去不少，但是整体水平不高。很多展览学术味太浓，大众不感兴趣。中国百姓为何不愿走进博物馆？第一，老百姓看不懂。第二，展览不好看，看不下去。第三是留不下印象，达不到效果。一些博物馆统计了观众参观率提高多少，可是没有算观众看了多长时间，有的看了十来分钟或者一个钟头就出来了。博物馆的教育功能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因为展览没有活起来。

    一个博物馆的展览好不好，要看三点：让人看得懂，觉得有意思、好看，能留下记忆和印象。做到这三点，才能达到教育的目的，实现知识的有效传播。

    在我看来，现在很多博物馆的“故事”没有讲好。文物能否“活”起来，关键就在于故事能否讲好。这里面涉及到三个技术层面的内容：挖掘内涵、做好“编剧”、运用恰当的形式。

    这几年我们有一些进步，但是还没有做到真正意义上的改变。现在不少博物馆仍偏重保管和研究，仍然不会讲故事，在创新方式上，有形式但没有内容，花架子做了不少。“让文物活起来”肯定是我们未来的发展方向，否则博物馆会越来越不受欢迎，面临被淘汰的风险。

    记者：您说过，博物馆不是“文物仓库”，只有做好文物故事的“编剧”，才能进行有效知识传播。具体而言，需要在哪些方面付出努力？

    陆建松：首先，我们要跳出原有考古学、文物学、器物学的研究范畴，把这件藏品背后的历史文化故事讲出来。很多博物馆的文物导览就是一个标签，写出什么朝代、哪里出土的就到此为止了，没有说明当时有什么经济现象和文化现象、文物的制作采用了什么工艺。

    其次，光是讲故事还不够，要上升到中国价值、中国文化、中国精神的高度。因为这些器物后面是中国人的共同价值观，蕴含着中国人的智慧与精神。

    比如，台北故宫的藏品“翡翠白菜”，不能只介绍它的年代和工艺，还要讲它背后的故事：这个“白菜”是父母送给女儿的嫁妆，翠和白两种颜色，是告诉女儿到婆家之后要清清白白做人。“白菜”上面还有两个虫子，是代表多子多福的意思。

    把文物背后的知识挖掘出来是第一步，但这个知识是学术性的，我们还要将其转化为大众愿意接受的东西。这就需要做到“四化”，也就是把学术的东西通俗化，把理性的东西感性化，把知识性的东西趣味化，把复杂的东西简单化。

    第三应创新平台、拓展传播形式。博物馆展览，新媒体平台很多，比如：电视讲坛、图书、移动客户端、微博、微信、网络游戏、动漫、文创产品，都是它的平台。展览时可以通过导览，把故事讲出来。导览除了可用语音、动画等多种形式，也可分成不同版本，比如专业版、大众版，从而满足不同观众的需求。特别要重视利用互联网等媒介进行知识传播。国外博物馆会策划很多的拓展性教育活动，这方面我们做得还不多。

    记者：欧美著名博物馆面向中小学生开展教育活动时有哪些方式值得借鉴？

    郑奕：美国博物馆被视为“儿童最重要的教育资源之一和最值得信赖的器物信息资源之一”。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和古根海姆博物馆专门为不同年龄段的青少年提供定制的美术教育课程，甚至学校当中的部分课程也直接在博物馆中进行。博物馆与教师之间形成了非常紧密的关系，共同为青少年的成长搭建良好平台。据统计，每年以班组为单位参观大都会博物馆的儿童和中小学生达20万次。

    日本博物馆对于学生的开放度极高，同时各馆也积极探索与学校教育的联动机制，向青少年提供大量的校外学习机会和体验式教育。比如，东京国立博物馆与21所学校结成了合作关系。

    记者：很多专家指出，目前我国博物馆在服务基础教育、提升青少年素质教育方面存在欠缺。请您就此进行一些具体分析。

    郑奕：一方面，表现在理念层面的缺位，并直接导致行动缺位。包括受评价体系、安全以及经费等因素限制，很多学校、家长仍然不愿意或不便于让学生走进博物馆。同时，博物馆也缺乏服务青少年教育的自发动力。

    另一方面，目前我国馆校合作主要方式是“博物馆单方面规划设计——学校选用馆方提供的活动和项目”，学校更多扮演“消费者”的角色，因而形成了部分资源不足而部分资源浪费的局面。

    这几年，我主持了两个省部级课题，这两个课题让我得以从“文”和“教”以及“文教结合”的角度来审视馆校合作工作。在我看来，目前馆校合作的瓶颈问题未必是供给不足，而是有效供给不足。针对学校，我们的博物馆需要构建以需求为导向的资源配送服务。所有这些问题，究其根本原因，是缺乏“将博物馆纳入青少年教育体系”的制度设计，这需要依靠政府、博物馆、学校、学生、家长与社会来共同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