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名”与“相知”是扬之水在名物研究中不断重复的词，“定名”针对“物”而言；“相知”，则须出入于“物”与“诗”之间，以此打通二者之联系。    

    翻《说文解字》，“名”的解释很有意思：“名，自命也，从口从夕。夕者，冥也，冥不相见，故以口自名。”

    名字而已，为何这般重要？这问题先贤早有论证。《论语》中：“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孔子此处之“名”，虽已由本义生发出“名分”的内涵，但此番生发，仍根植于其本义。张岱年先生认为，此处所谓正名，就是要让名实相符。在孔子环环相扣的逻辑链条里，“名”是构建社会秩序的根本基础。孔子论名，强调其在政治中的应用，至于公孙龙、墨子、荀子等人，则进一步推演出“名”对于普通事物的重要性和“名实相符”的意义。其实细细想来，便可知道，倘若万物无名，则人大概近乎失语。构建在语言文字中的一切灿烂辉煌，将瞬间黯然。倘若“名实不符”，则世间的一切讨论将失去准确，鸡同鸭讲。

    正因如此，董仲舒说，“万物载名而生，圣人因其象而命之”。万物之名藏于其自身，但却只有圣人能观其象而察其质，给予它合适的名字。这等描绘当然不免过于理想化——物件如此之多，圣人如此之少，哪里忙得过来，不过却很能说明古人为物命名的审慎。而在时间隧道中畅行之文物，又常有历朝历代有识之士修正其名，物名背后的文化内质和讲究，由此层累成壳，更增深厚。只是，时过境迁，沧海桑田，古今易变，物是人非，物的寿命往往比人和记忆的更长久。古物散落于今人之手，物不开口，今人瞠目古时月，多数时候只能落得“物我两忘”的尴尬。而这一困窘，正是扬之水在《定名与相知》中试图解决的难题。

    纵使相逢应不识

    也不是没有前辈尝试解决这个问题。

    历朝历代都有文物出土，零零碎碎的抚今追昔，不绝如缕。文物研究真正在文化界掀起波澜，还要数宋代的金石学。不过，吕大临、李清照等人关心的器物范围相较于今日文物要窄得多。他们的心头所好，一是青铜器，为金，二是碑刻，为石。对二者的研究合为金石学。而在青铜器中，雅士们又更偏重带铭文的器物，关注其中的文字。说到底，真正让这些文人兴趣盎然的，还是古时传下的文字和其中蕴含的信息。不过，通过对铭文的解读，竟时常发现铭文中有器物的名字。器名之谜，由此迎刃而解。如此“定名”，关键在于认字和类比。铜器之名惹人关注，当然也因为这些铜器事关礼法秩序。宋徽宗着意于礼制改革，追溯古意，制礼作乐，倘若所做礼器张冠李戴，无论是当时后世，终不免贻笑大方。正因如此，宋人研究器物，虽范围有限，但却以探源、补经、纠错为目标，建立了相对完整的分类定名体系。此后元明清各代金石名家的工作，几乎未能超过宋人圈定的范围。

    近代以来，考古学家接手金石学家的工作，致力于对文物的研究。在考古学时代，无论是文物的时代范围还是材质范围，都远较“金石学时代”为宽，不止三代，连宋元明清的日常器皿也是文物了。金银铜铁、陶木漆骨，但凡能留下的东西，都是考古工作者的研究职责之所在。不仅如此，在考古工作者的理想中，对文物信息的发掘也应该更为深入全面，诚如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所描绘的，“古器物学的原始资料……必须经过有计划的搜求、采集和发掘，最详细的记录和尽可能的校勘，广泛的比较，方能显出它们真正的学术价值”。从发掘源头到整理分析，强调全方位的细致，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发掘文物可能存在的信息。可问题是，随着文物范围的拓宽，绝大多数文物身上可都是没有字的，记录文物的发掘地点和地层位置，可解决不了文物的身世问题，连文物的名字都定不了，那该怎么讨论文物相关的种种问题呢？面对“纵使相逢应不识”的窘迫，通行的解决方案是，起个标本代号，或者根据类型学研究的结果起个新名字，先行讨论其他基础问题——考古工作者并不是不想搞清楚文物原本的名字，但经历过田野考古的人都清楚，在有限的时间和精力下，能把一个工地的大小事务梳理得清清楚楚、让考古报告在几年内出版完成，已经足以让人精疲力尽了。

    精力有限虽是个很充分的理由，爬梳经史考订物名难度太大，也是令人羞赧但又不得不承认的原因。能像宋人那样辨析金文已属不易，面对周身遍体找不出一画字来的文物，想要叫它一声让它答应，就是宋人也难有这般能耐。虽然考古学引进之初，蔡元培、李济等人仍保持着对传统智识的清醒：“我们现在做考古学的同志，不可忽略自宋朝以来，中国考古学这段光荣的历史。”但是现行教育体系下，众多从业者鲜有旧学基础，难以用实际行动响应这一号召。当然也有例外，如宿白先生所撰《白沙宋墓》，是对考古学与传统考订之学的完美结合和全新开拓，堪称典范，但此本一出，却几成绝唱——不是不想学习模仿，实在是太难模仿了！

    在“人”“物”面面相觑的狼狈中，方能见出《定名与相知》以及扬之水众多其他著作的意义来。

    此名安处是吾乡

    从扬之水最早的著作来看，她最初的兴趣似在于文，而非物。实际上，若读书有穷根究底的精神，则由文入物，既是“迫于无奈”，也是自然而然。就如国人最为熟稔的唐诗宋词、四大名著，中间多少物事描写，谁能一一说清？囫囵吞枣倒是不影响情节，但却让原作者苦心经营的画面感付之东流，诗意大损。如李商隐有“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之句，倘若不知唐时需用烛剪调亮烛光，恐怕对作者想要挑灯长谈、共诉衷肠的心境难有体会。扬之水大概是不愿错失前贤的一番心血，便把目光转向了海量出土的文物上，希望一探究竟，由此便一发而不可收，竟踏出一条为物“定名”的道路来。

    这道路说来也并不算新奇。古代诗词小说中有大量关于物的名称与描写，出土壁画和传世绘画中有形形色色古代情境的描绘，库房中有种种不知名的遗物，三者对照，寻寻觅觅，自然能有所收获。一番对比，不仅能把物名弄清，往往还能顺便把工艺源流、类型式样研究得清清楚楚。如《定名与相知》中谈及花头钗簪，其名称由宋元话本中的名称“花头”谈起，物证取于宋墓所见的金钗银簪，同时又附上出土壁画上的妇人形象，多重证据展开，让当时妇女头上风景的可能性一览无余。

    这方法看起来甚为轻巧，似不过是现成材料的对应，呈现的成果似乎也不过是个名字身世。用扬之水的淡雅笔调说来，仿佛是自我介绍的头一句，一切都理所应当。看似简淡，其实是扬之水举重若轻。难易究竟如何，一试便知。倘若不是对文、画、物三者极为熟悉，此类研究根本无从着手，就算上手也难免顾此失彼。难便难在于海量文献、文物资料数据中的贯通自如。而扬之水或由文入物，或由物及文，竟毫无滞涩之意，实在令人叹服。再加上其文思泉涌，用力又勤，撰文之快，让人应接不暇。无论是文史功力还是治学态度，我辈望尘莫及。

    让文物回归古名，而非囿于出土代号，其意义，在于相知。荀子说，名定而实辨。考古现场，脱离情境的出土物，就算再精美，也只能弃用。因为出土情境包含了文物最基本的信息要素。而文物本名，其命名之时，亦有情境，失其名，则失其境，即失其实。文物由古至今，宛如时光远行，无法逆转，倘若失其名姓，则在人们的精神世界中，文物亦再无“回乡认亲”的可能。恰如动画片《寻梦环游记》中的设置，死者的名字如果在生者的记忆中消失，那么它在阴间的灵魂也会消失——定名，着实是在为文物铺就回乡的道路，亦是为今人寻找未曾抵达过的前世过往。

    扬之水的定名工作，在古今相知之外，亦能让学科相知。如今学科越分越细，学者越钻越深，同一学科不同方向，而鸡犬不相闻的情况，层出不穷，遑论不同学科的壁垒。中国考古学原本系出于历史学，但两者分道扬镳之后，各有侧重，渐行渐远。考古人知书不足，史家知土难懂，谁也看不明白谁的成果，那便谈不上利用。考古学与历史学如此，中文、哲学就更插不上话了。由此造成的断裂，使得学科间的交流无法真正碰撞出火花来。扬之水的定名，正跨越在文史与考古文物之间，以物之名，为文史研究和文物研究构建了曼妙的桥梁，文史学者由此而知物之工巧，考古学者由此而知物的身世。有桥上相会之日，方有学科相知之时。定名之力，功莫大焉。

    《定名与相知》副标题为“博物馆参观记”，意欲彰显博物馆展览于新知所获的贡献，这是扬之水对博物馆众多帮助的感念。但实际上扬之水这样的定名者对众多博物馆来说也是难得的“宝库”。倘若无“扬之水们”呕心沥血地在文海中乘风破浪、在书山中披荆斩棘，展览中不少精彩文物的名片——说明牌，只能付之阙如。从这一角度来说，扬之水的定名，又带来第三重“相知”——也是众多文史普及工作者孜孜以求的愿望——让普通的博物馆参观者，亦能够借此步入窥探古代世界的门径。这一重相知，让冲在专业与公共对话边界的博物馆，真正实现了它的沟通功能。

    柳永说，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但其实，倘无“浮名”，喝不上小酒，倘若无“名”，喝了酒也唱不出词儿，那也就唱不出味儿。扬之水自谓寻名于微处，言极自谦，但处处寻微定名，已成就一片历史的星空。看似“点点星光”，不过是因为观者距离渺远。离得越是迫近，越是能知道每一点星光似微实巨。那背后蕴含着的聚变式的努力，是我们难以想象的。

    （作者系北大考古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