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里一直珍藏着一张2013年8月18日出版的《中国教育报》。父亲怎么都没有想到，他那8个题在我长篇小说《赶在太阳落山以前》封面上的毛笔字，最终配上我的创作谈文章，被印上了这份发行量达到数十万份的报纸，一下子让他成为老家洱海之源整个坝子里字被传播得最广的农民。记得当时我打电话把这个消息告诉他的时候，他正从田地里干活回家，窝在房里看电视，说着说着，声音便有些颤抖了。

    但要说激动和颤抖，我其实早就在他以前就颤抖过了。父亲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至今已过花甲。在我文化并不发达的老家乡下，才学和智慧的标志，主要是看一个人识字的多少，并且能否在村子里的红白喜事或各种节庆中，舞着一支轻快的毛笔，流利庄重地写出一幅幅对联；或是担任账房先生，在十里八乡的村民面前准确无误地记下那些鸡零狗碎的乡俗贺礼。正因为父亲是这方面的行家，于是母亲常为他抱屈，说父亲小时读书，考试总是第一，但时代和家庭的拖累，让他始终没法卸下一身“农皮”。沉默寡言的父亲似乎从未有过抱怨，凭着一腔倔强的个性，用自己的双手辛勤养家。但不论生活多么劳累，他却从不放弃读书写字的良好习惯，并苦心教育我读书成材。至今多年过去，我还常常记得他在长夜里守着一盏油灯教我读写的情景。

    15岁时我考上州里的财校，毕业后却幸运地成为一名乡村教师。在洱海源头一个叫“太平小学”的校园里，每天放学之余，我也像父亲一样以读写为乐，并不时地在书报上发表一些“豆腐块”。作为农民的父亲经常叮嘱我要热爱学生。父亲的叮嘱是我上进的动力，而执着的读写，也为我的人生带来了良好机遇，几次工作的变动，我最终离开乡下，来到城市。同样因为我在写作上的专长，到教育局工作后，我被领导安排到教育宣传岗位上来，从此就有了一次次和《中国教育报》编辑、记者的交流联系，以及一次次面对面配合工作的机会。记得那是2011年的夏天，在一次和教育报记者下基层采访的时候，我们又一次谈到了农村特别是山区教育的现状，以及坚守在这块土地上的教师们。他们一再鼓励我用手中的笔来抒写教育，为西部农村教育谱一曲颂歌。我于是便坚定了信心，在工作之余，用两年多时间创作完成了这部泡浸乡村教师生活辛酸的长篇小说。小说付梓出版前，父亲欣然提笔，用他充满个性的字体为我题写了书名。

    新书顺利出版，但财力有限，宣传更是有限，怎么办呢？困惑之中，因中国教育报编辑的推荐，我那篇《写一本西部农村基层教育的编年史》的创作谈文章有幸在《中国教育报》刊发，编辑同时把小说封面作为配图，父亲的题字便随同报纸一起传播到了全国各地。紧接着，全国共有30多种报刊发表了评论文章或相关报道……在2014年大理州首届优秀文学艺术奖评选中，《赶在太阳落山以前》不负众望，成为6部获奖作品中唯一的长篇小说。

    而作为一个基层的通讯员，在我看来，《中国教育报》对我们工作的最大实惠，莫过于始终能把源源不断的版面提供给基层一线。几年间，教育报的许多记者、编辑多次来到大理，为我们挖掘大量生动的新闻素材，采访了一批批优秀的基层教育工作者，锤炼了一系列关于大理教育的典型案件，并且以强大的宣传优势播报大理的声音。而让我记忆深刻的是，在2015年和2018年间，教育报还先后两次在大理召开通讯员培训会，聚焦滇西扶贫战场，直接帮助和指导我们滇西的基层通讯员，有老师给我们上课，还有老师带我们深入学校开展模拟采访，手把手教我们写稿、一对一为我们改稿。几年间，便有更多的人把名字写到了教育报上，从“泥腿子”和“土八路”，渐渐写出了自信，写成了专家，写成了笔杆子。

    我和教育报一起成长！这不仅是我，也不仅是滇西和大理，事实上还是全国各地许多基层通讯员共同的心声。我相信所有这些属于自己的文字，都会成为我们人生的新起点，让我们有理由去挑战新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