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职业教育的存与废，在职教战线一直是一个不容讨论的话题，一句“职普比大体相当”，为一切噪音盖棺定论。虽然在某些地区，职普比早已悄悄地不那么“相当”。

    今年，由一个职教强省“普高扩招”引发的地震，令众多职教管理者、研究者与实践者感到不安，担心震波会向全国传导。关于中等职业教育吸引力和改革方向的讨论，一直占据着职教圈的民间舆论场。近日，在全国中等职业学校校长联席会议、中青年职教论坛等职教界重磅会议上，均为中等职业教育的发展设立了专门的讨论时段，将网络的唇枪舌剑变成了台上的公开喊话，打响了中等职业教育保卫战。

    教育结构改革成果必须坚持

    11月7日，教育部在长沙召开教育奋进之笔新闻发布会，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王继平在会上介绍高职创新发展行动计划和职业院校管理水平提升行动计划这两个计划的实施成效。在记者提问环节，话题不可避免地转到了中等职业教育发展这个敏感话题上，王继平对此作出回答。

    王继平认为，职普并行是我国教育改革特别是中等教育结构改革的重大成果。40年前的1978年，是邓小平同志提出，改革中等教育，提高农业学校、中专学校、技工学校的比例。“改革成果要坚持”，王继平强调。

    王继平继而分析了中等职业教育在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和保持高中阶段教育多样化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现在高中阶段教育普及率是86%，90%的目标还没有实现，如果中职教育退场，普及高中阶段教育会出现什么问题？”“我们讲高中阶段教育要多样化发展，多样化发展的基本形式是什么？中等职业学校就是基本形式之一。”

    王继平谈道，中等职业教育现在的问题是比较优势不强，而只有比较优势存在，中等职业教育才有吸引力。因此，要把中等职业教育办成“就业有优势、创业有本领、升学有渠道、终身发展有基础”的教育，“这样它的优势就出来了，而且很可能代表着我们高中阶段教育的改革方向”。

    有职教界人士评论，这是“地震”小半年来，教育部对中等职业教育发展的首次正面回应。3天后，在全国中等职业学校校长联席会议上，王继平再次重申了以上观点。

    圈外人的质疑圈内人的辩护

    4∶6，当下的职普比。比起20年前的那次中等职业教育大滑坡，失守尚不算最严重。

    在吉林省职业教育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李玉静看来，中等职业教育40年的发展，每一个10年，都可视作一个发展阶段：1978至1987年，作为教育结构改革的核心开始起步；1988至1997年，从规模发展走向质量提升和规范发展；1998至2007年，从大滑坡到迎来发展机遇；2008至2017年，从规模高峰到现代化困境。其中最辉煌的时期要数1995年，当年中职在校生占高中阶段在校生的比例一度达到62.4%。但仅过3年，就开始进入下行通道，2004年则一路下探到38.83%。

    华东师范大学职成教研究所副所长徐国庆认为，20年前中等职业教育的大滑坡和这一次有着本质的不同。20年前是由高校扩招和中专毕业生取消干部身份所引发，缘由是外部的教育制度改革和劳动就业制度改革。而这一次的滑坡，则主要是由于产业升级阶段的社会矛盾聚集。“中职办学困境的形成不能简单地归结为需要不需要，而是要看谁需要。现在是个体需要与国家需要、产业需要产生了错位，个体可能不需要，但国家和企业非常需要。”徐国庆说。

    个体为何会不需要？人们究竟在质疑中等职业教育什么？浙江工业大学副教授刘晓带和他的学生，对这些质疑进行了梳理，发现这些质疑分别集中在国家、学校和个人三个层面。国家层面，主要认为普职比的硬性规定和强制分流限制了学生的教育选择权；在学校层面，集中反映为中职学生素质低，整体学习氛围差；在个人层面，认为中职学生职业发展天花板低，工作处于社会底层。

    在很多职教圈内人士看来，这些质疑不经一驳。中青年职教论坛上，正在论坛主办单位苏州大学研修的40位杭州中等职业学校名校长纷纷抛出自己学校的案例，证明这些质疑很多属于社会对中等职业教育的“误读”。

    “我们学校是西湖区的独养儿子，全区只有我们一所职高。那些考不上普通高中的学生，我们西湖职高能给培养好，不是很好吗？我们学生很牛的，企业来要人都要不到。”西湖职高校长张德成说。杭州中策职业学校校长高志刚也很自豪地告诉大家，“我们的招生爆满，招生分数上了普高线。”

    对于这些中职学校的发展状况，杭州职成教研究室主任张金英最为清楚也最有发言权，她形容这些中职学校是舒婷《致橡树》诗中的“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与普通高中的“橡树”，“仿佛永远分离，却又终身相依”。

    江苏省常州市教育局副调研员张健认为，现实中，确实有一些中职学校存在内涵建设不够、人才培养质量不高的问题，但更多的问题是被“过度矮化”。“我们在中职学生中做过调查，绝大多数学生对中等职业教育满意，认为适合自己。很多时候，是家长们按照自己的意愿在替孩子做选择。”张健说。

    升学并不意味职教血统不纯

    讨论中，有职教研究者对一些职教实践者把高考升学率作为招生噱头的现象表示不解，质疑其职业教育血统的纯正性。对此，中国职教学会副会长、华东师范大学职成教研究所所长石伟平认为，这个问题需要拆分成几个问题来分析。

    第一个问题是，中职生升学合理不合理？石伟平分析，发达地区的产业发展，需要更高素养的技术工人，如上海在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中已经明确提出，新生劳动力受教育年限15年，即专科毕业。这些地区智能制造与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大大压缩了中职毕业生的就业空间，比如在一些智能车间，中职毕业生工作岗位减少了50%。而这些地区，不仅经济发达，教育也发达，高等教育资源丰富，中职学生及其家长升学愿望普遍强烈。“在这样的地区，中职生升学应该说是正当、合理的，因为产业发展有需求，学生家长有期待，高等院校有资源。“石伟平说。

    第二个问题是，这些学生该升什么样的学？石伟平认为，学术性本科不适合他们，这些学生应该选择高职高专和应用型本科，事实上他们大多也选择了这类学校。

    第三个问题是，这些学生该在哪儿升学？职业学校还是普通高中？石伟平肯定地认为，这些学生要在职业学校升学，因为会有三大好处：一是在职业学校，他们作为最好的生源备受重视，如果到普通高中，他们将被视为“差生”而备受歧视和边缘化。二是在职业学校，教师更有办法教他们，如果到普通高中，除了增加课时、强化考试、加强作业外，对“差生”再没有其他招儿。三是在职业学校，他们更易成才，特别是有一些专业人才适合更早培养、长期培养和贯通培养，比如学前教育、商务英语、商务日语等专业人才。

    第四个问题，如何让这些学生升好学？石伟平认为，目前的招考制度改革，高职和应用型本科开通了“直通车”“立交桥”，这些改革让想升学的职校生进得来，但如果继续沿用过去适合普通高中生源的课程内容、教学模式和评估标准，这些升学的学生会“死”得很难看。“设想，如果高职的高等数学、本科的大学物理不作任何改变，我估计没有几个升学进去的职校生会考试通过，没有几个会最终拿到毕业证书或学位出来。”石伟平说。因此他建议，要设计一整套适合这些学生成才的培养目标、课程体系、培养模式和考核标准。

    “职业教育一定不能是‘断头’教育，但又不能转到学术轨道，所以一定要自身成体系，要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其中包括学历教育和职业技能等级，实现资格等值互换。这就是孙春兰副总理提出的1+X。”徐国庆说。（本报记者 翟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