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度青年科学家奖获得者万蕊雪。 受访者供图

    瑞典当地时间12月13日晚上，2018年度青年科学家奖颁奖，清华大学博士后万蕊雪因其在剪接体三维结构及RNA剪接方面的研究成果，在细胞及分子生物学类别胜出。青年科学家奖是一项全球范围的奖项，由《科学》杂志、美国科学促进会、瑞典国立生命科学实验室及4所著名高校共同发起，每年在全球范围内评选出4位在各自领域最为出色的青年研究者。

    万蕊雪是90后，本科毕业于中山大学，后来师从著名生命科学家施一公。在博士二年级时，万蕊雪被施一公委以重任，开始和同学一起向结构生物学领域最难的课题之一剪接体发起“进攻”。

    这是在中国本土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人员首获该奖。记者连线在瑞典出席颁奖活动的万蕊雪，跟这位还不足28岁的科学家就科研进行了对话。

    记者：在瑞典颁奖时，你有个一分钟的发言，你讲了什么？

    万蕊雪：主要就是一些感谢的话。我很感谢评奖委员会和基金会能够给我这个奖，也感谢我的导师施一公教授让我有机会挑战这样的课题。我希望自己能继续坚持做好科研，希望下次还有机会再来斯德哥尔摩。

    记者：发布你获奖的消息时，有这么一句话：这是在中国本土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人员首获该奖。以前对本土培养的人才，我们有时候有种不自信，你怎么看？你跟留过学的研究者有什么差异吗？

    万蕊雪：我觉得存在这种看法是因为在上世纪80年代之前，国内的研究成果在国际上影响力没有那么大。其实不是说我们没有做出很好的成果，比如，人工合成牛胰岛素是很有影响力的成果，但是没有及时发表在国际期刊上，没有及时得到国际同行的认可，导致不自信，觉得到国外读书会“自带光环”。但随着国内大学研究环境和条件的改善，国内的研究实力和地位也在提升，我相信这种观念也会慢慢改变。

    我本科从中山大学毕业时，没有把留学和不留学当作一种选择，而是抱着一个想法：从事基础医学研究。我很喜欢施一公老师的研究方向，就是用结构生物学的方法来研究与疾病有关的蛋白或者生物大分子机器的结构，从而去阐述它的机理，知道它长什么样子的，就可以从分子层面去讨论发病机制等。

    记者：你是怎么进入施一公的实验室（shilab）的？

    万蕊雪：自己的选择加上运气吧。我试着给施老师发了邮件，当时不抱多大希望。我大概介绍了自己的情况、学业成绩、做过哪些研究，虽然我对施老师的研究方向很感兴趣，但是不确定能否留在那里，因为shilab是众所周知的好平台。说实话，我也不知道哪里打动了施老师，施老师给我打了电话，最后能留下来，我还是非常幸运的。

    记者：聊聊shilab。你刚进入实验室的感受如何，实验室的氛围是怎样的？

    万蕊雪：shilab有种比较紧张的研究氛围，大家做事情比较积极、有效率。那里非常看重逻辑思维的训练，就是做实验要有逻辑，不能乱做，操作技术也要过关。

    我们进入实验室，一般是先进一个课题组，让师兄师姐带着。我一开始主要在学习实验技术，就是做一个实验怎么又快又好，多个实验怎么安排得合理又有效率。这个好像说起来简单，但是对后面的课题非常有用。多管齐下，保证手不能限制脑子。我差不多跟着做了三个月到半年的实验，就对怎么有序安排实验心里有底了。这个时候，我开始参与到课题的发展、对结果的分析等讨论中，我提的意见也会开始具有建设性。如果没有之前积累的话，你提的意见可操作性会比较低。

    记者：从shilab里走出来一些很优秀的年轻人，譬如你，还有最近刚获得清华特等奖学金的白蕊。从科研入门者到有所成就的学术新星，shilab对你个人学术成长的影响是什么？

    万蕊雪：教我从入门新手成长为一个科研工作者。我来之前，都不知道科研怎么做。shilab有它自己的一种风格，我从中得到了科研的基本训练。更为重要的是，它是个很好的平台。施老师是一个敢想敢做的人，他也会引导我们敢想敢做。回头想想，我做的剪接体结构的课题，当时很多实验室不敢做，认为太难了。在结构生物学领域，大家都说剪接体结构不可能做出来，是一个非常有挑战性的课题。

    我开始做这个课题时，根本没有“怕”这个字。我没有觉得别人怎么说很重要，也不去考虑领域内说的难不难、风险大不大的问题。我进入课题组时年龄很小（24岁，编者注），只是觉得这是一个课题，我需要把它做出来，抱着一种自然而然的心态。与其说是勇于挑战的勇气，不如说是面对课题的平常心更贴切。

    我在shilab收获了很多成果，这给了自己很大的信心。说实话，我小时候就想当科学家，觉得很厉害，但刚刚读博士时，其实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做好。我在实验室做了这么多年后，心里会有一个声音说：嗯，我可以做好科研。就这样慢慢积累了信心。

    记者：从shilab里走出来的年轻人，他们现在都在做什么？

    万蕊雪：好多都做了很棒的博士后研究，开始在国内外做实验室带头人。

    记者：施一公是怎样的一位导师？

    万蕊雪：在学术上，他是一个特别有科研热情的人。因为他本人很忙，但是他对科研工作的投入非常多，只要有时间就会来实验室，谈课题、开组会、写文章等，精力特别旺盛，好像永远不会累一样。每次我跟他说最近有什么进展或者有什么难题，想跟他谈谈课题，他从来没有拒绝过，肯定会腾出时间跟我谈。

    他在科研上特别严谨，逻辑思维清晰，我们去跟他谈课题时，他会注意到你没有注意到的地方。比如，我跟他谈一件事情，我会复述我这件事情是怎么做的，遇到了怎样的困难，在交流的过程中，他会很快地发现问题，“哎，你再讲下刚才那个地方怎么做的”，结果就是问题所在。我们有的时候就是陷进去了，施老师一指出来，这个困难就挺过去了。

    平时呢，施老师对我们也很关心。比如，有时我们遇到一些状况：课题压力太大，施老师也会腾出时间跟我们聊一聊，帮我们走出来。除了在实验室，施老师又是一个爱运动的人。他特别喜欢跑步，速度很快，一般学生都跟不上他。给我们的感觉是，他做什么事情都很投入、认真。

    记者：施一公曾说过：“这是我最想培养的学生。”你有哪些特质是老师特别肯定的？获得2018年度青年科学家奖之后，施老师怎么说？

    万蕊雪：我接到获奖通知时告诉他了，他也非常开心。其实这个奖还是施老师提醒我去申请的，问我愿意不愿意参评，我就回答：我想试试！他非常支持。

    至于什么特质老师会肯定，我也说不好，非要说一点，可能是我的实验成功率很高。比如，我们拿到第一个剪接体结构时，用的就是我第一次尝试的时候纯化出来的。另外还有一次，需要做一个我没做过的实验，我们实验室也没有人做过，我需要去别的实验室学习，再回来自己做。这个实验我也是做了一次，就成功了。

    记者：不到28岁的你，在《科学》上发了7篇论文，在《细胞》上发了两篇，网上说，这才是真正的女神。你觉得，你做科研有这么多成果，主要原因是什么？

    万蕊雪：挺多原因的。首先清华的硬件和平台很好，尤其电镜平台，给我们的科研工作提供了很好的保障。我做的工作其实是系列性的，都是围绕一个主题：剪接体结构。剪接体是具有高度动态性的分子机器，它要催化一个剪接反应，要经过好几个阶段，我做的工作就是解析它不同阶段的结构。我们采用冷冻电镜的方法，冷冻电镜本身也是精密仪器，这个仪器的设置和维护都需要专业人员，清华较早地设立了这个平台，我们去做研究时，机器处于比较好的状态。现在拥有电镜的高校挺多的，但当时国内高校很少有电镜，这也是施老师引以为豪的一点。施老师当时一回清华，就主张安装冷冻电镜，这是非常有远见的。

    其次是包括施老师在内的课题组成员面对剪接体的课题，只想着去攻克它，而不是觉得太难，做不了。我们在心态上是不惧挑战的，课题组的每个成员都拼尽全力，训练有素地去推进工作。

    再一个，我觉得是这个课题本身很重要，在生物学领域很受关注，这也是原因。

    记者：有的人说女生在科研方面后劲不足，特别是结婚生孩子之后，你怎么看这样的观点？

    万蕊雪：我之前没有特别想过这个问题，但是总有人问。后劲不足可能的确是一个现象吧。按照正常的读书节奏，女生读完博士，接近30岁，生育的问题会有些迫切，但同时这个年龄也是青年科研工作者的黄金时间。怎么面对这个问题，我也没想好，只是觉得社会也需要理性看待，这只是一个现象，不是原因。女性科研工作者因为生育耽误几年，而同龄的男性科研工作者在这个时间段可能取得了一些成果，同等阶段一对比，就判断女生落后了，这是看不到女性的付出。与其去苛责女性科研工作者，不如去理解，鼓励她们回到科研工作中来。

    记者：有4名清华校友得过这个青年科学家奖，包括颜宁教授，他们后来都成为生命科学领域内的著名教授。你想过没有，你的未来会是怎样的？

    万蕊雪：通过这些年shilab的训练和学习，我慢慢坚定了自己做科研的信心。我当然希望自己像他们一样，能够继续在生物学领域做出更好的成果。至于未来，我目前的想法是做基础科学研究，它是应用和转化的基础，对我很有吸引力，我想不断地去突破人类认知极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