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学校长的薪酬无疑是令人艳羡的。根据《高等教育纪事报》的报道，2014年美国公立大学校长收入的中位数为42.8万美元；这个数字在私立大学更高，中位数为43.6万美元。

    关于美国大学校长高薪的原因，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是，优秀的校长人选有限，为了吸引、挽留最优质、最抢手的人才，必须给大学校长开出高薪；另一种是，大学校长这一职位不仅工作繁重，而且对校长提出的能力要求与期望日益增高，给他们支付高薪是对其付出与能力的一种肯定。况且，与规模相当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相比，校长的收入远远比不上，但校长工作的难度远超公司管理者。

    以上观点看似正确，但忽略了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美国大学校长的平均收入的确比普通教授要高，但极少超过教授收入的2倍。然而，之后美国大学校长的收入开始迅速增长。当下，美国大学校长的平均收入大概为教授的4倍，且还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对此，哈佛大学前校长德里克·博克（Derek Bok）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大学校长的）薪水达到这样的量级是一个相对较新的现象；20年前，几乎没有校长的年薪超过15万美元。”显然，我们不能认为上世纪80年代以前美国大学校长的选聘条件、管理能力不高，或者说那个时代优秀的大学校长就不稀缺，不值得学校为这个职位付出高价。

    那么，根源何在？

    从历史来看，这与美国高等教育的商业化紧密相关。众所周知，美国高等教育在经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黄金时期”后，在70年代遭遇到重大挫折。由于美国经济的衰退和滞胀，联邦政府对高等院校的财政资助相对以前大大减少，经费不足导致美国许多高校面临严重的生存危机。

    据统计，1969—1975年间，美国有136所高校由于资不抵债而倒闭。面对这种境况，大学如何尽可能获得更多的资源（金钱）成为首要考虑的核心问题。在此背景下，以博克的表述，上世纪80年代美国高校“资本主义进取心和创业精神变得非常明显”，大学变得前所未有地商业化。另外，美国大学之间的竞争日益加剧。作为对照，各种大学排名在此时段相继诞生，进一步加剧了大学的商业化，因为大学想要提升其声望、招聘杰出的教授、为吸引优秀的学生提供奖学金、建设先进的教学设施等，都离不开金钱。

    美国大学的商业化使得大学的运营越来越公司化，表现为日益强调管理效率、创业精神和获取更多的办学资源。为此，美国大学在努力维护传统学术价值的同时，在日常管理的许多方面引进了公司文化。其中有几个典型的变化。首先，美国大学非学术行政人员，例如学校法律顾问、公共关系主管、基金管理经理、审计主管等数量的增长远远大于学术行政人员。其次，大学的管理更加科层化，且权力日益转向行政人员，而非大学教授。再其次，大学校长日渐被当作首席执行官来看待，更看重他们筹集资源的能力。在这种背景下，美国有一些大学甚至打破传统，从政界、商界招募校长。

    根据美国教育委员会的调查报告，1986年美国大学非传统型校长占到总数的10.1%，2001年这一比例是14.7%，2007年是13.1%，2012年则增加到20%。

    在公司与大学趋同的背景下，企业有关首席执行官的酬金分配办法、政策和趋势自然而然地被转移到美国大学。提高以校长为首的行政人员的酬金，被视为大学回应企业及其文化期望施加的正式或非正式压力。美国学者尼尔森（Nelson）和波特（Potter）指出，相比过去，美国大学运营更像企业，决定大学校长薪水的美国大学的董事会成员也更多地来自企业。因此，他们把类似于企业的逻辑运用到大学管理上，参照企业管理层的薪水，提升校长的酬金，可谓水到渠成。

    这背后的逻辑可以用制度同形性理论作进一步的解释。梅奥（Meyer）和罗恩（Rowan）指出：“组织被驱使采纳一些手段和程序——它们被组织工作中流行的理性概念所界定，并在社会中被制度化。组织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增加它们的合法性和生存前景，而不是仅出于效率的考虑。”也就是说，美国大学提高校长的酬金是基于增强大学“合法性”的考量。如果大学不这么做，就会感受到来自外界的压力，最终可能无法生存。

    与此同时，一些外部因素也促进了美国大学校长薪酬的攀升。第一，美国大学校长这一职位所面临的挑战性比以前更大，需要日益关注资金筹措、平衡不同利益相关者的诉求以及来自同行的激烈竞争。美国大学如果不提高薪水，或许难以吸引到优秀的人才。第二，美国大学校长的遴选如今大多由猎头公司来操作，他们会向大学施压，因为这些公司倾向于认为，要想找到合适的人选，必须提高大学校长的薪水。第三，受市场力量驱动，美国大学的篮球和足球教练的收入猛增，一度超过大学校长的收入。大学董事会觉得，一校之长的收入比不上一个教练的收入，令人十分难堪。诸如此类的因素，也促使大学校长收入上升。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田家炳教育科学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