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特别报道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基本原理之一，也是我国教育方针的重要内容。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把贯彻马克思主义教劳结合思想同中国的实际紧密结合，极大地促进了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生产，有力支撑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

    “要在学生中弘扬劳动精神，教育引导学生崇尚劳动、尊重劳动，懂得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道理，长大后能够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2018年9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第一次将劳动教育纳入人才培养全过程，提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注重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也是我国长期坚持的教育方针，对中国的教育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萌芽：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

    在北京西南五环外一个叫祠堂口的胡同里，有一座小三合院，木质门窗，青砖灰瓦，这里是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旧址。走进不大的屋内，桌椅排列得整整齐齐，黑板上写着“劳工神圣”四个大字。

    安源路矿工人补习学校、长沙农村补习教育社、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上世纪20年代，中国共产党人普遍采用工读结合、耕读结合的方式对工农群众开展教育，在教育实践中践行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理论必须联系实际的原则，唤醒工农民众的斗争意识。

    随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的逐渐成熟和革命根据地的不断壮大，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思想在共产党的教育实践中得到充分体现。

    1934年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毛泽东在大会报告中指出：“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在什么地方呢？在于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在于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

    “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成为苏维埃文化教育总方针的重要内容。在苏区，生产劳动是学校课程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不少学校都建立起了生产劳动的实习场所，如儿童菜园、肥料所等。传统上，闽西苏区是不种棉的。学习了《种棉指南》后，儿童在老师的指导下开始种植棉花，学校还将种棉技术推广，当地农民也开始种棉，取得了一定的经济效益。

    在抗日根据地，为突破敌人的经济封锁，中共中央号召开展大生产运动。无论是在陕甘宁边区还是敌后各个抗日根据地，中小学都积极投入到大生产运动中，从教学制度、教学内容到教学方法，都与生产劳动结合起来，为抗日战争贡献了力量。

    在教学制度上，课时安排依据农活的忙闲灵活调整。在绥德四十里铺完小，当地5天一小集、10天一大集，许多学生都要回家帮大人照看摊位，因此该校每个星期五上午上课，下午放假。每个大集日早上上课，早饭后学生就可以回家帮大人做活儿了。

    在内容上，小学生主要学习基本的生产常识，最主要是接受劳动观念教育。延安杨家湾小学把当地的生产情况和生产经验编成联句教学生。四月棉花下种，教学生“四月里来枣芽发，家家户户种棉花，温水泡籽柴灰拌，向阳川地把种下”；割麦时，教学生“五月天，割麦忙，学生娃娃出书房”；夏耘时，教学生“夏天锄草要加油，一年荒了三不收”……

    在教学方法上，学校把一些与生产相关的学科同生产实践紧密联系起来。化学课上讲了做豆腐的原理后，便组织学生做豆腐，学了化学反应原理后，师生就共同熬碱、制墨水、造纸，把知识转化为技能，又把技能转化为产品，支持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

    陕西师范大学教授栗洪武长期研究老解放区教育。他在研究中指出，正因为把教育和生产劳动结合起来，群众打消了“儿童念书后不会生产”的顾虑，称赞“儿女念书学灵了，能识字，又能生产”，纷纷把孩子送到学校，大大促进了边区教育发展。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马克思关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思想在中国大地上开始第一次实践。”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刘巧利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战争环境中，只有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才能克服办教育的物质困难并支援革命斗争，同时唤醒工农群众的革命意识，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

    确立：正式成为教育方针

    素有“燕山明珠”之称的密云水库是北京最重要的地表饮用水源地。多年来，密云水库供水量占了北京城市居民生活用水量的60%，所谓“每喝三杯水，两杯密云来”。

    这座水库是清华大学师生上世纪50年代“真刀真枪做毕业设计”的重要成果，也是新中国成立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典型产物。

    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后，我国开始全面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始探索走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在这一时期正式成为社会主义教育方针中的重要内容，并一直延续至今。

    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过度强调教育的正规化，一度忽视了思想政治教育和生产劳动教育，以致鄙视劳动的思想抬头，相当一部分学生毕业后不愿意到工厂和农村去，不愿意做工人、当农民，只想升学。

    而当时，我国教育事业虽然有了较大的恢复和发展，但仍然不能满足所有人的升学愿望。1956年，有些未能升学的初中、小学毕业生因不愿意参加农业生产劳动，还曾有过情绪。

    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严肃批评了这种现象，他说：“有些青年人以为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就应当什么都好了，就可以不费气力享受现成的幸福生活了，这是一种不实际的想法。”并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1958年9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明确提出“党的教育工作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并要求把生产劳动列为一切学校的正式课程。后来毛泽东将其表述为“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

    经过大量细致深入的宣传教育工作，1957年以后，每年都有许多中小学毕业生直接参加生产劳动，特别是参加农业生产劳动。他们积极、热情地同广大农民一起并肩劳动，成了我国第一代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新型劳动者。

    在高校，师生们下乡搞现场教学和调查研究，参加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初步建立了以教育教学为主，教学、生产劳动和科学研究“三结合”的体制。清华大学1958届1400多名毕业生中，绝大多数是直接结合生产进行毕业设计的。

    勤工俭学也在这个时候大范围开展起来。1958年年初，共青团中央和教育部相继发布了《关于在学生中提倡勤工俭学的决定》《关于大力支持共青团中央“关于在学生中提倡勤工俭学的决定”的通知》。各地掀起了开展勤工俭学活动的热潮。

    根据当地的自然条件和季节变化，各地开展了多种多样的勤工俭学活动，比如替合作社和国营农场割草、积肥、抢收、抢种，帮助建筑工地挖土、填坑、搬砖、运瓦，帮助学校打围墙、修校舍、修运动场，替人缝纫、洗衣、当家庭教师，等等。

    “这些勤工俭学活动是实现知识分子同工农群众相结合、脑力劳动同体力劳动相结合的一个重要途径，并且对彻底改变旧社会遗留下来的鄙视体力劳动和劳动人民的恶习，也起到了移风易俗的作用。”刘巧利说。

    这一时期，半工半读教育有了相当的发展。党和国家领导人提出借鉴外国经验试办半工半读教育的意见，即学校办工厂农场、企业办学校。比如，天津就有100多个工厂办了半工半读学校，其他省份也开办了许多农业中学、劳动大学、工业大学等半工（农）半读学校，一些高校还开办了半工半读班、半农半读系。

    这些半工半读学校既减轻了国家和学生家长的负担，又有利于改善学校教育教学脱离实际的状况，开辟了一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新途径。

    “从新中国成立到‘文革’前这段时间，是教劳结合取得丰富经验的时期，是马克思主义教劳结合思想中国化取得第一批重要成果的阶段。”原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卓晴君把这一阶段的教劳结合成果总结为四方面：一是教劳结合第一次被提到了教育方针的高度；二是探索并初步建立了中国社会主义学校劳动教育制度；三是试办了半工（农）半读学校；四是学生普遍受到了一次劳动教育洗礼，对他们的健康成长产生了积极影响。

    “文革”十年，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在认识和实践上出现了偏差，教劳结合被看作是服务阶级斗争的工具，一些行之有效的途径和方法大多被废弃，教育基本被生产劳动取代，给我国教育事业发展造成了极大伤害。

    突破：同国民经济发展相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