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国际力量对比发生了显著变化。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应该在国际舆论格局中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中国高等教育作为中国的一张亮丽名片，是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是中国高等教育义不容辞的重要责任。

    明晰国际传播机遇挑战

    近年来，随着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横行，全球经济下行压力造成的非传统安全挑战突出。与此同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持续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实现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的国际传播事业迎来了一个战略窗口期。依托我国社会发展的生动实践，全面阐述我国的发展观、文明观、安全观、人权观、生态观、国际秩序观和全球治理观，引导国际社会共同塑造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是我国国际传播事业的重要目标。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传播格局也随之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但整体仍呈现出不平衡的特征。随着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应用，国际传播的运行逻辑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西方发达国家正在借助技术优势进一步强化其在国际传播中的话语优势，国际传播的强权政治色彩日益浓重。相比之下，发展中国家具有丰富而广博的外交实践和倡导真正多边主义的诉求，其国际传播力还有广阔的提升空间。

    关注高等教育国际传播力

    国际传播力指的是某行为体在国际场域传播信息并以此对受传者的行为、利益、观念等主客体维度施加影响的能力，主要包括媒介的覆盖能力、信息的生产能力、传播的规模与精准能力、效果影响能力等。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是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在高等教育领域，增强国际传播力，指有针对性地开展国际传播，提高中国高等教育的亲和力、说服力、影响力。高水平的国际传播工作，有助于构筑大学卓越的国际声誉。同时，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也有助于促进高等教育国际传播力的内生长。促进高等教育发展与国际传播工作良性互动循环，是提升我国高等教育国际传播力的核心要旨。

    一是为国际传播提供学理支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更加充分、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中国高等教育要围绕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多个视角进行深入研究，为开展国际传播工作提供学理支撑。

    二是针对区域国别开展特色传播。不同文化的外向传播能力和接收容易程度不同。接收者在政治制度、经济发展、宗教文化等方面存在差异，因此高等教育国际传播模式也应采用贴近不同区域、不同国家、不同群体的精准传播方式，推进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的全球化表达、区域化表达、分众化表达，多途径加强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要在区域国别研究视野的基础上，建立传播的反馈机制，结合传播对象的接收方式与接收程度作出及时调整。

    三是从战略高度培养国际传播力量。提升高等教育国际传播力，重点要加强高校学科建设和后备人才培养。在高校关键学科建设方面，应注重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实践相结合，引领中国范式，力争在国际传播上争取独立平等的地位。在后备人才培养方面，国际传播工作者应具备人文积淀与底蕴，并兼顾国际视野。因此，高等教育要加快培养具有坚定的政治立场、渊博的国际知识、高超的外语水平并具有研究能力的国际传播人才，同时格外重视国际组织人才培养与输送，在多边主义层次和超国家范畴抢占未来人才高地。要提升中国高等教育话语权与影响力，除了增加经费、增加机构、增加人员、增加媒体覆盖面、增加对外公关活动以外，还要通过平等和坦诚交流，了解对方、认识自己。

    着力塑造国际传播新格局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包括中国高等教育在内的诸多领域带来了极大的挑战与难得的机遇。只有在充分了解世界各国教育体制、教育发展水平、教育政策法规的基础上，才能有针对性地澄清外界对中国高等教育的模糊或者错误认识，传递积极正面的信息，进而不断提升中国高等教育在世界舞台上的整体形象，深化外国公众对中国高等教育和中国的认知，让外国公众理解中国的利益诉求和价值观，从而扩大中国的国际影响力。

    以“超传播”理念建构高等教育国际传播新思维。新时期新任务下的传播形态是一种“超传播”，它在传播空间上表现为“超媒体”，即借助国际论坛、国际组织、跨境办学等非传统形态开展传播行为，这意味着传播在很大程度上溢出了传统媒体空间，不再是通过宣传片或是媒体上的简介进行信息交互；在传播内容上表现为“超信息”，即传播更多关于提升中国高等教育质量、推动教育公平成效的内容，重在为全球治理提供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全方位体现中国高等教育信息流、服务流、关系流的集合。因此，在构建国际传播新格局的过程中，中国高等教育要拓展传播理念，开拓更多传播途径。

    构建多层级高等教育国际传播体系。中国高等教育国际传播，需要政府、高校、社会多层级共同参与。其中，高校作为智识生产的主体与高等教育国际传播的主要载体，要从国家形象、“双一流”建设的战略高度，强化认识、统筹谋划、规范管理，为构建高等教育国际传播体系构筑内涵基础、观念基础、制度基础。要充分厘清高等教育国际传播的维度，充分吸收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国情与校情,加快形成中国特有的高等教育国际传播方法路径,发挥高校在国际传播中的重要作用。

    以智能媒体技术提升高等教育国际传播力。人工智能作为当下重要的技术手段，为高等教育国际传播工作打开了新阵地和新领域。高校拥有丰富的学术资源、文化资源、人才资源和国际伙伴资源等，这些为中国高等教育讲好自己的故事、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高等教育国际传播工作应充分把握智能化背景下国际传播态势的新变化，推动国际传播移动化、社交化与可视化。

    借鉴高等教育国际传播的国际经验。与美国、英国、德国等高等教育强国相比，中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影响力与国际竞争力还有较大提升空间，其原因既在于我国高等教育起步较晚，也在于我国传统表达方式较为含蓄，不善于进行大范围、深层次的国际传播。欧盟作为区域一体化的杰出代表，在高等教育国际传播工作中作出了许多探索，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与现实意义。在教育传播方面，欧盟推出了伊拉斯谟计划，旨在促进欧盟机构和官员与非欧盟国家学术机构和学者之间的交流并建立伙伴关系。欧盟另一个教育交流旗舰品牌“让·莫内计划”已覆盖了五大洲62个国家，从1990年到2009年间帮助完成了2000多个欧盟一体化研究项目，包括建立了141个让·莫内欧洲中心，设立了775个让·莫内教授职位，开设了1137项以欧盟为主题的固定课程。

    欧盟高等教育国际传播以全球热点事件、文化、学术和教育交流、对外援助、基金资助为手段，极大地充实了欧盟对外政策，增进了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民众对欧盟理念和价值观的认同，改善了欧盟同邻国的关系，并逐渐成为欧盟预防危机的有效机制。这些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当今，“西强我弱”的国际传播格局并未发生根本改变,但随着我国综合实力的提升与高等教育的不断发展,这种“传播逆差”拥有不断缩小的可能性,我国高等教育面临赢得国际传播战略主动的窗口期。但是，我国高等教育国际传播力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需要时间和经验去打造一个适合自己的国际传播体系。未来,我国高等教育国际传播体系必然与公共外交体系相辅相成，无论在内容、渠道、平台等各方面，都呼唤更多的实践与经验积累。

    （作者单位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