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也见不到那个慈祥的老先生了。”1月8日，著名教育学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黄济与世长辞。先生已去，音容长在。中国教师报特别致送花圈，并送“教师楷模 学者榜样”挽联。为缅怀一代师表黄济先生，本报约请黄济先生弟子、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部长石中英教授撰文，为我们呈现大师风范。

  1月8日晚8时整，北京师范大学黄济教授因病医治无效，与世长辞。消息传开，全国教育学界顷刻陷入巨大的悲痛之中。悼念的短信、微信、唁电、电话、电子邮件如雪片式地从全国乃至世界各地飞来。老先生们回忆自己与黄济先生一生交往的历程，年轻人则品味与先生短暂却终身难忘的交流。大家共同的感受是：中国教育学界失去了一位德高望重的先生，年轻人失去了一位循循善诱的导师。

  爱国情怀

  黄济先生出生于1921年7月，与中国共产党同龄。每每谈到自己出生年月的时候，黄济先生就显得特别自豪。可是，他的青少年时代过得很苦，几岁的时候就先后失去了母亲和父亲。刚刚懂事的时候，又遇到了日本侵略中国。年轻的黄济不想做亡国奴，就加入了胶东的国民党游击队，参加抵抗日伪的活动。这在当时来说，应当是进步的行动。但是他后来却因此遭到严厉的批判。后来，游击队被打散后，他不堪回家做亡国奴，又南下安徽读书，并在1945年毕业的时候入伍受训。受训期间，他亲眼目睹国民党的腐败无能，心情非常苦闷，想找一条别样的路。

  抗战胜利后，黄济抱定“教育救国”的思想，于1946年进入北平师范学院（今天的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读书。读书期间，他积极参加北平地下党组织的进步学生运动，并在地下党组织的介绍下，于1948年7月历经艰辛、冒着生命危险奔赴解放区，进入华北大学学习，接受了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这奠定了他一生的政治信念和研究方法论基础。

  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黄济先生就因为自己的家庭出身、参加过国民党游击队及青年军的经历受到过多次的批判，被戴上了“特嫌”、“历史反革命”等多顶帽子，受到诸多不公正的打击和批判，并被长期剥夺从事专业工作的权利，一度被勒令去烧锅炉。这种情况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才得以彻底平反。难能可贵的是，经受过这么多不公正对待甚至是非人的待遇，黄济先生对于祖国的感情一点儿也没有减弱，他总是对国家和民族的进步抱有极大的希望。有时我们年轻人到他家里看望他，就国家建设中的一些问题发发牢骚，黄济先生总是善意地提醒我们不要只看问题，而要多看看成绩，多想想自己所肩负的责任。黄济先生就是这样的老师，一生具有深厚的爱国情怀，从不因为自己的遭遇而改变，把自己的全副身心献给了国家和人民的教育事业。

  爱生如子

  古语说，“师生如父子”，“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以前我们在理解这些话的时候，较多地是从学生的角度来说的，强调学生应该从内心尊敬老师，就像尊敬自己的长辈一样。其实，从老师的角度来说，这些话强调的是老师要爱生如子，像关心自己的孩子那样关心自己的学生。那些让人难忘的教师确实具有这种人格特征，无微不至地关心自己的学生，关心自己学生的程度甚至超过了关心自己的孩子。

  在黄济先生90大寿的时候，我曾经记叙过黄济先生的几件小事，这些小事让我终身难忘。其中的一件就是我结婚的那天，黄济先生和爱人亲自在家里为我们准备了一次婚宴，做了一桌丰盛的饭菜。其间，黄济先生了解到我们结婚后没有地方住，仍然各住各的集体宿舍，便主动邀请我们在他们家住，要在他们家不宽裕的住房中给我们腾一间作为新房。对于这个提议，尽管我和妻子非常感激，但还是婉言推辞了。后来，在晚餐结束时，黄济先生主动提出要为我和妻子唱一首歌，就是《home home sweet home》，告诉我们家的美好，希望我们能够相敬如宾、白头偕老。20年过去了，现在我依然清晰地记得他那低沉的男中音和唱歌时所表达的无限祝福。

  黄济先生对学生的爱不是选择性的，不是偏爱，而是兼爱。他爱所有的学生，自己的、别人的，认识的、不认识的，小学生、中学生、大学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甚至是素不相识的青年访问教师。这几天前来追思堂吊唁先生的人群中，许多人就是因为和先生有过一面之交，但却对先生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黄济先生对学生的爱也不是没有分寸的，不是溺爱，而是有原则的。这个原则就是教育性原则，即有利于青年学生的健康成长。对于学生作业和论文中存在的问题，他会实事求是地提出来，供学生修改时参考。黄济先生对学生的爱是无保留的、无私的。无论何时，只要学生们邀请他，他总是准时到达，并提前做好准备，绝无敷衍了事之态。

  学无止境

  黄济先生真正做到了活到老、学到老，还可以说做到了思考到老、研究到老，一生勤学不辍。黄济先生幼年时读过9年私塾，遇到一位好老师，打下了良好的国学功底。后来又在西式的小学和中学念书，接受了西方的科技知识。不过，中学时代，因为战争的缘故，学习并不系统。后来黄济先生又来到北师大教育系学习，但是三年级的时候又去了华北大学，学习一些时事政治和马克思主义方面的内容。北京解放后，他跟随华北大学进京，分配到中国人民大学工作，担任苏联专家的助手，跟随苏联专家学习苏维埃教育学。正是由于这样的经历，黄济先生在自己的人事档案及其他各项表格“学历”一栏中，总是恭恭敬敬地写上“大学二年（肄业）”的字样。

  我们跟随黄济先生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时，他常说的一句话是：我自己连本科都没有毕业，哪里有本事带硕士、带博士。但是，如果有谁信以为真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黄济先生尽管没有在大学正式拿到毕业文凭，但是他的学习热情是非常高的，而且年复一年，从不中断。认识黄济先生，与他一起工作或学习过的人都知道，黄济先生可以说做到了利用一切机会学习新知识，就像一块能够汲取无限知识养分的海绵。他勤于读书，向书本学习，这自不必说，他还把每一次会议都当做学习的机会，从别人的发言中学习。开会时，大家经常见到他自带一个笔记本，认认真真地听讲，认认真真地做笔记，遇到不懂的问题或不同意的观点，他还会私下跟人联系进行讨论。听他的老伴和子女们说，就是在家里吃饭时，如果他发现有什么知识自己弄不清楚了，常常会放下碗筷去查字典，直到把问题搞懂为止。

  黄济先生是2014年11月26日生病住院的，在那之前，他还一直在阅读和思考，为他主编的一套国学经典导读准备材料，这套书有许多古典文献，读起来并不容易。在他生病之前，我去看望他老人家，他还津津有味地和我谈起重读一些古代经典著作的心得体会，如《易经》、《左传》等，言谈中浸透出“温故而知新”的愉快。北大教育学院的一位青年教师在吊唁黄济先生时说，当今中国教育学界，恐怕找不出一位比黄济先生国学素养更深厚的学者了。可是，当我们在整理黄济先生的思想笔记时发现，他在尚未完成书稿的许多地方注明：“此处需要再核实”，“此处需要再补充资料”，“此处的观点需要重新表述”等。他的这种终身学习的精神和严谨求实的态度，值得每一位老师认真学习！

  自以为非

  许多年前，就听黄济先生说过“自以为非”。一开始，我还真是不理解，什么叫“自以为非”？为什么要“自以为非”？“自以为非”是不是只是一种假惺惺的态度？后来听得多了，慢慢领悟“自以为非”的含义，同时也懂得了这是黄济先生人格精神的写照。

  人，容易自以为是，以自己的是非为是非，以自己的好恶为好恶。这恐怕是人之通病，许多人包括我自己常常会陷入“自以为是”的境地。无论是在知识的学习还是在道德的学习上，自以为是的人都是自我中心的人，难免自负、自傲甚至自大。黄济先生经常开玩笑地说，“自大多一点就是个‘臭’字”。正是基于此，黄济先生提出“自以为非”，教导我们要从“自以为是”中解放出来，批判性地对待自己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黄济先生不仅提出这个观点，也身体力行，以之作为他研究学问和与人交往的基本原则。

  像我们这些做学生的，写完稿件送给老师看，请老师指教，这是很常见的。但是，每当黄济先生写完文章或著作后，也会将初稿拿给我们这些年轻学生看，让我们提意见。实话说，一开始还真是不敢，一来没有水平，二则没有胆量。但是后来看到黄济先生是真心真意地请我们学生提意见，那也就不客气了，对的不对的都提。黄济先生一律给予肯定和鼓励，而且还记录在案，甚至写在著作的某个地方（如前言、后记等），让我们这些学生感到汗颜。有一次，黄济先生为陆有铨老师和我主编的《京师教育哲学译丛》写序，完成后送来让我提意见，我提出将“从哲学的高度研究教育问题”改为“从哲学的角度研究教育问题”，得到黄济先生大力表扬，并在几个场合称呼我为“一字师”。

  黄济先生“自以为非”的劝诫非常类似于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吾自知吾一无所知”的箴言，两者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它们让我们打开了自己，走向他人，聆听他人的智慧，学习他人的德性，并最终建立起与他人和世界更良好的关系。“自以为非”是一条通向真理和圆满德性的道路！

  勤俭节约

  黄济先生一辈子勤俭节约，从不浪费，反对奢侈的生活。他的鞋子、袜子、衣服、床上用品、公文包、钢笔等，都是使用了许多年，有的甚至补了又补，洗了又洗，只要还能用，就不会扔掉。他有时候在家里留人吃饭，也是简单得很，一份水饺，两三个炒菜，如此而已，从不大摆筵席（为我庆祝新婚之喜那次应实属例外）。他老人家常和我们说的一句话就是：俭以养廉。这句话现在看起来，是多么有道理啊！对奢侈生活的追求，是许多人陷入到物质主义、拜金主义泥沼，甚至违规违纪、犯下大错的根源。

  在悼念黄济先生的追思堂一角，摆放着先生生前撰写的一些著作、书法作品、最后研读的书籍、日常写作用的一些工具。其中，还有一些常见药物的说明书。刚开始时，我还以为是想以此说明他晚年常吃的一些药。等到我将这些说明书背面翻过来时，惊讶地发现，在这些常见药物说明书的背面，工工整整地写满先生的思想笔记！原来，先生将平日里吃的药丸的说明书搜集起来，以便利用其背面的空白写一些读书笔记或札记！先生的勤俭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