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次两岸三地语文教学研讨会上，我的演讲结束后，有一位台湾教师这样问道：“王老师，您是出于怎样的个人机缘，开始关注公民教育的？”这个问题，要从我个人成长经历中遭受的一次“不公正”待遇说起。

  1992年夏天，懵懵懂懂的我，参加了一场“毫无概念”的考试——小学升初中选拔考试，从此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

  考试结果出来了，毫无悬念，我是全村第一名。从小学一年级开始，每次期末考试，我都是第一名。分数自然达到了镇中心中学的录取分数，而且是全村唯一达线的一个。

  整个暑假，我都沉浸在无忧无虑的欢快生活中，直到收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天。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我落榜了，而分数没有达线的3个同学却考进了镇中心中学，其中有一个同学的分数被我甩出70多分，我则被邻村的一所乡村中学录取。

  收到通知书的那一天，我流泪了。

  我搞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后来邻居提醒我母亲：“是不是因为你们家没有去给老师送礼？”“也用不着送太多，两条烟，一箱酒就行了。”邻居补充说明道。

  两条烟、一箱酒，就这样抵消了我小学5年的勤奋努力。

  那时，我暗暗下定决心，将来一定要考上大学，做一名好老师。至于“好老师”的标准，我到现在都没有想清楚，不过有一点倒是肯定的，那就是公正。

  我出生在穷苦的乡村，在农村整整生活了18年，切身地体会到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异。在我来上海之前，只在高中地理课本上看到过一张南京东路的照片。

  我在上海看到的一切，都不禁让我思考，是什么原因造就了这么严重的社会撕裂。种种“不公平”、“不公正”的社会现象，急剧超越了我个人遭遇的“童年创伤”，我不禁要进一步反思：发生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的悲剧，到底是怎样产生的。

  直到2011年，我才找到了答案。

  这一年，我在《南方周末》上读到了一篇《穷孩子没有春天——寒门子弟为何离一线高校越来越远》的报道，这篇文章以北大、清华为例，发现中国重点大学里的农村学生比例自1990年开始不断地滑落。教师的本能告诉我，这是一个绝佳的教育契机，我应该借此良机上一堂教育公平课，与学生一起探讨教育公平问题。这个问题涉及学生的切身利益，我想学生一定会感兴趣的。

  正在我筹备这节公正课时，“遇到”了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并找到了批判性思维课程与语文教学的切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