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美国天才的最伟大最完全的体现者”，杜威经历和见证了美国由传统农业国家一跃成为工农业现代强国的历史急骤转变。也正是在这个跨越世纪的舞台上，他不仅成为学术精研的哲学家、心理学家和教育家，同时也以开办实验学校来践行自己的教育理想，高扬实用主义的旗帜，开创了美国教育的新局面。

  1894年，在芝加哥大学校长的邀请下，杜威坐上了该校哲学、心理学和教育学系主任的交椅。在芝大的10年，杜威开启了改革教育的尝试阶段。

  1896年，在“儿童为中心，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的教育思想主导下，“芝加哥实验学校”成立了，这是杜威试图找到新教育模式的实验园。他提倡“从做中学”，教室内座椅可以随意移动，学校课程设置与儿童生活经验和社会紧密相连，以“儿童中心”取代“教师中心”和“教材中心”，他认为教师应是儿童生活、生长和经验改造的启发者与诱导者。只有这样，教育才是真实的、生动活泼的。杜威的大胆创举赢得了学术界的威望，虽最终由于人事等方面的矛盾，该实验学校关闭了，但这股教育创新和改革的新风已经荡漾在美国基础教育界。

  要想破除教育与儿童隔离的问题，教育必须要以儿童为中心。在杜威看来，传统教育“学校的重心在儿童之外，在教师，在教科书以及你所高兴的任何地方，唯独不在儿童自己即时的本能和活动之中”。要打破传统教育的这种弊端，儿童不能只是受到“训练”、“指导和控制”，以及“残暴的专制压制”。因此，教育要实现重心转移，实现与哥白尼把天文学的中心从地球转到太阳一样的那种革命。儿童要变成太阳，而教育的一切措施要围绕着他们转动；儿童是中心，教育措施要围绕他们而组织起来。

  1904年，杜威放弃把教育思想付诸实践的实验工作，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全心研究教育原理的阐发。也正是这段哥大的生涯，杜威与中国的教育实践紧密联结在了一起。

  时任北京大学教授的胡适是杜威的得意门生，在其盛情邀约下，杜威携家人乘坐游船于1919年4月30日下午到达上海。原本只想在这个远东国度游山玩水的杜威，没想到所做的演讲竟在中国掀起了千层巨浪，为中国的平民主义教育风潮和民主社会改造运动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援，为时处新文化运动中的中国教育和社会带来了新的思想与实践探索，如生活教育、平民教育、活教育、设计教学法与道尔顿制等。

  杜威的魅力不可抵挡，在当时，如胡适、陶行知、蒋梦麟、陈鹤琴、郭秉文等都是他的弟子。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杜威的学生陶行知结合当时中国国情，提出了与杜威“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从做中学”相对的“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的办学理念。

  杜威在职业教育、道德教育、民主教育等多方面也有深刻见解，其教育思想在美国、欧洲、前苏联、亚洲等地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他撕开了传统教育压制儿童天性的一面，为解放儿童天性和密切联系实际的未来教育提供了实验园与路线图，被蔡元培先生尊称为“美国的孔子”。时至今日，我们仍然能从我国基础教育改革的方向中看到杜威思想的影子，无论是校本课程开发还是综合课程实施。虽然后人对杜威的教育思想评价不一，但其思想种子早已悄悄发芽，成为撬动世界范围内学校改革和教育转变的重要力量。（作者单位系香港中文大学）

  约翰·杜威（1859-1952），生于美国南北战争之前，卒于二战之后，一生著述颇丰，其代表作《民主主义与教育》与柏拉图的《理想国》和卢梭的《爱弥儿》并称为教育界的三大瑰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