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体制机制不改变，不从考试评价制度、教学制度等方面做出相应的调适，教育信息化乃至教育现代化，仍将是一个遥远的命题。

  几年前，在成都市的十几所学校，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张杰夫作为首席专家，与国外教育机构合作开展了一项教育信息化实验。

  张杰夫从国外引进了一套智能教学软件系统，可以对学生进行一对一的教学辅导。“这实际上是一个自适应学习系统，先对每个学生进行测试，了解他们的学习基础和存在的问题，然后有针对性地制定学习方案，帮助他们循序渐进地提高。”张杰夫介绍说。

  这套系统诞生于南非，最初是为了改变当地贫困落后的教育状况，后来被推广到全球20多个国家，先后有1万多所学校使用，成效显著。

  张杰夫曾到南非考察过，亲眼目睹了当地的黑人学生在课堂上专注、投入的学习状态。这些过去经常逃学、四处游荡的孩子，在有趣的教学软件帮助下爱上了学习，每节课都乐此不疲。

  张杰夫对这套系统很有信心，特地选择了西部地区的学校做实验，先从英语、数学、语文3个学科做起。他想，如果能改变西部地区学生的学习状况，实验无疑更有说服力。

  让张杰夫欣喜的是，一段时间后，实验学校的学生都能说会读、敢于开口说英语了。不仅如此，许多学生迷上了学习。一位实验校的校长曾感慨：“我教了20多年书，还没见过像现在这样，下课铃声响了，学生都没有听见。”

  遗憾的是，这项实验仅仅开展了一个学期，就虎头蛇尾地结束了。

  原因只有一个：评价。

  有人说：“我知道你这个系统好，能培养学生的能力，但我们等不及啊。”还有的教师私下对张杰夫说：“教师不会教不要紧，一篇阅读文章我可能讲不明白，但我能让学生把题答对了。”

  实验最终没有继续下去。但回想起来，张杰夫觉得并非毫无收获：“实验虽然没有结果，但从中获得的反思可能更有价值，它让我重新认识教育信息化。”

  在哪里迷了路

  一套在国外被几百万学生验证为有效的软件，为什么在中国却不吃香？

  最直接的原因，可归结于当前的应试教育机制。“信息技术本应成为破解教育发展难题、砸碎应试教育流水线的巨大推动力。”张杰夫反思说，“但知易行难，在强大的应试压力下，信息技术成了摆设。”

  原因不仅仅在于此。教育信息化，客观上要求打造“以学生为中心”的智慧学习，即由原来的“模糊”教学、“模糊”学习到精确的、科学的学习，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真正关注到每个学生的学习需求。

  这无疑与当下的班级授课制形成了一个内在的冲突。

  班级授课制是为了适应工业社会需要而创建的教学制度，为了提高教学效率，一个教师面对几十个学生，假定学生的基础差不多，同样的教学内容、同样的教学方式，每一节课的每一分钟都被设计好、安排好。

  对于两者之间的冲突，张杰夫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它就像一块精致的瑞士机械手表，无论信息技术这个电子‘部件’功能多强大，都难以融入其中。”

  打破班级授课制后的教育信息化模式是什么样？在国内早有人探索出可行的路径。

  10多年前，在北京东四九条小学，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教授张家全曾尝试打破班级和学科的局限，实行跨学科主题单元式教学，学生们以主题单元教学的形式，上网查阅资料、开展合作学习、分小组汇报学习成果，然后形成系统化的主题单元知识，在网络上实现成果共享。

  在这种学习方式下，学生不再是简单的知识记忆者，真正成为知识的生产者和创造者，学校的师生关系和校园文化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但放眼国内，这样的实验至今仍不多见。迫于考试压力，面对传统的教学模式，人们习惯了路径依赖，信息技术成了摆设。上级领导来考察，就拿出来演示一番，领导一走，一切照旧。

  张杰夫曾经亲见，在北京一所颇有名气的小学，提及教育信息化，校领导自豪地说，我们学校每个学生一台笔记本电脑，教学软件都是专门定制的。张杰夫悄悄去教学楼里转了一圈，发现教师仍对着黑板讲得起劲，根本没人用电脑。

  信息技术如何影响教育？是如比尔·盖茨预言的那样，将最终改变学校教育模式直至形态，还是只能成为一种辅助工具？

  就在2012年3月，教育部印发了《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1-2020年）》，通知中明确写道：“把教育信息化摆在支撑引领教育现代化的战略地位。”

  但很显然，如果学校教育的体制机制不改变，不从考试评价制度、教学制度等方面做出相应的调适，教育信息化乃至教育现代化，仍将是一个遥远的命题。

  以教师为开发者是一种错位

  教育信息化，不仅仅是一个物化的过程。

  正如上海市教委原巡视员尹后庆所言：“今天所有靠物质、靠金钱所能解决的问题都不再是主要问题，最难的问题还在于让教育真正回归到‘人’的本原上来，让‘人’成为教育的目的。”

  近年来，在教育信息化的口号下，从电教设备到校园网，教育硬件的发展迎来了一个高峰。有一种观点认为，信息技术硬件环境具备了，剩下的就是教师的事儿，教师要做资源的开发者和建设者，不断地丰富教育资源。

  现实情况是，这种观点喊了许多年，资源短缺的问题依旧存在。于是，有人批评教师的信息素养太低。

  原因到底出在哪里了？张杰夫也在思考。偶然的一件小事，让他深受启发。

  一次要去外地出差，怕误了第二天的航班，他前一晚特地用手机下载了一款打车软件。从下载安装到预约成功，仅用了6分多钟，可真方便！

  第二天一早，张杰夫接到司机电话：“先生，我的车坏了，我们协作组的另一位师傅送您去机场，已经在楼下等您了。”

  协作组？张杰夫挺好奇，上车后问起此事，司机的话匣子打开了。他高兴地说，有了打车软件，他们的运营方式都变了，十几个人成立了协作组，定点接活，互通信息，工作变轻松了，效率也更高了，每天早早就可以收工回家。用司机自己的话说，“真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显然，打车软件的出现，极大改变了出租车司机的工作方式。

  张杰夫深受触动，难道教师信息素养不如出租车司机吗？显然不是！那么，教育信息化为什么没催生出教师工作方式的根本改变？

  张杰夫由此想明白了一个道理，出租车司机运营方式的变化，源自于他们只是资源使用者，而不是开发者。但在教育上，我们却一厢情愿地要求教师成为开发者，实在是勉为其难。

  缺少足够的外部资源支撑，自身资源建设能力的不足，严重地影响了教师使用新的信息技术的热情。

  “多年来，我国在教育信息化的管理体制上，秉承的是重建设、轻应用，建用分离、技术思维占主导地位的思路。”张杰夫分析。

  也因此，从教育行政部门到学校，大都把硬件设备的建设放在了极其重要的位置，其结果是出现了一轮又一轮的设备购买浪潮，仿佛有了先进的信息技术设备，教育信息化乃至教育现代化就自动实现了。

  实际上绝非如此！把教师定位于资源建设者和开发者，是一种错位。“教育信息化是一项复杂的工程。”张杰夫深有感触，“让教师自己开发资源，充其量只能造出‘信息高速路’上跑的‘马车’和‘自行车’，决计造不出‘红旗’和‘宝马’。最终实现的只是技术的现代化，而不是教育的现代化。”

  说到底，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怎样尊重教师的主体意识，让教师成为教育信息化的受益者，是教育信息化的旨归之一。

  变革的方向

  200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力资源部主任查尔斯指出，真正的教育创新需要我们重新构思教育、彻底改造学校、改造我们自身。

  这些年，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意识到，他们面临着一场教育信息化困境。

  2007年，美国教育部委托第三方组织展开调查后得出结论，信息技术对提高学生成绩的作用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为什么美国在教育领域对信息技术的投入很大，却没有产生像在生产和流通领域那样的效果呢？美国教育部部长邓肯发出疑问。

  日本曾号称以IT立国，要做国际信息化的楷模。2012年，日本京都大学与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合作，从中国专家的视角审视21世纪的日本教育，张杰夫也参与其中。他在深入考察后认为，日本的教育信息化处于停滞状态。

  “国内外的经验都表明，单纯技术路线走不通。”张杰夫分析说，“虽然工具在变，技术在变，而课堂教与学的方式没有变，教学的本质没有发生变化。”

  张杰夫因此得出结论，学校教育需要在现代信息技术的支撑下实现一次转型。

  怎样去变革呢？也许摒弃技术路线，回归教育本原，是一种可行路径。

  如今，张杰夫正在主持一项面向民族地区、连片特困地区的“教育扶贫项目”——全日制远程教学。简单地说，就是通过现代信息技术，将城市名校名师的课堂教学直播或录播出去，供远端学校师生学习，由远端教师组织当地学生实时消化吸收，实现城市名校学生和边远地区学生的“异地同堂”。

  远程教学并不是新技术，早在10多年前，四川省就实施了相关行动计划。近年来，一个覆盖整个基础教育学段的全日制远程教学体系已形成，实现了“四个同时、五位一体”，即“同时上课、同时备课、同时作业、同时考试”，教学设计者、把关教师、前端授课教师、远端教师和技术教师成为一个协作团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