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到农民生活里去找问题，解决问题，抛下东洋眼镜、西洋眼镜、都市眼镜，换上一副农夫眼镜。倡导这些观点的，就是在全世界享有“平民教育之父”美称的晏阳初。

  晏阳初（1893—1990年），平民教育家和乡村建设家，是中国平民教育的先驱。

  ·“中国今日的希望，不在城市，而在乡村，而在乡村里的农民。”

  ·“要改变学生的环境，不能专靠学校，必须联合家庭、社会，才能作成。”

  晏阳初开创的平民教育影响了全世界。从河北定县到第三世界国家农村，从骑驴下乡的博士到享誉世界的教育家，他把百岁人生中的70年奉献给了平民和乡村。

  矢志为大众 当好“平民先生”

  1920年，从耶鲁大学博士毕业后的晏阳初，带着教华工苦力识字的实践经验，花了1年多时间，游历了19个省，系统地调查国内平民教育的现状。在民族救亡图存的时代，他借助“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这句古训阐述了平民教育理念，很快就赢得众多有识之士的响应，平民教育运动也随即在华中、华北、华东等地进行实验推行。

  中华平民教育促进总会（即“平教会”）在北京成立后，宣布了“除文盲，作新民”的宗旨。晏阳初任平教会总干事，熊希龄、梁启超、胡适、蒋梦麟、陶行知、陈鹤琴等社会名流陆续加入，一大批被平民教育理念打动的知识分子，也纷纷投身平民教育事业。

  平教会短时间能有如此影响，离不开晏阳初的宣传鼓动。他曾当面问好友、国立北京艺术专科学校的创办人兼校长郑锦：“你的画作何以只供豪贵赞扬，而不用生花妙笔表达平民的可怜困苦生活？”不久，深受触动的郑锦辞掉校长职务，担任平教会视听教育部主任。

  在晏阳初看来，为了“给乡下佬办教育”，知识分子要主动放下“大人”身段，走出象牙塔，跨进泥巴墙，深入民间与劳苦大众为伍。延续千百年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风气第一次有了转变。在平教会迁往河北定县后，平民教育工作重点也由此转入乡村。晏阳初有一段与同仁共勉的话：“自北京迁到定县，不是地理上几百里路的距离，实在是跨越了十几个世纪的时间。我们必须克服一切困难，在各方面尽力使我们适应乡村生活，和农民同起同居，千万不能在定县形成小北京!”

  深入农民群 解决真问题

  “我们不愿安居太师椅上，空作误民的计划，才到农民生活里去找问题，去解决问题，抛下东洋眼镜、西洋眼镜、都市眼镜，换上一副农夫眼镜。换句话说，欲化农民，须先农民化。可是农民化不容易，必须先明了农民生活的一切。”当外界对不少和晏阳初一样的留洋博士到农村进行教育实验产生疑惑时，晏阳初道出了自己的心里话。

  在“定县实验”最鼎盛的时候，聚集了近500位知识分子，其中有60余位是学有专长的归国博士、大学教授等，当时的媒体把晏阳初领导的平民教育运动称为“博士下乡”运动。而晏阳初则花费了很大的精力，让这些既富于创造力又特立独行的一流人物“逐渐明白什么是服务和自我牺牲的精神”。

  抗日战争时期，晏阳初在重庆创办了中国乡村建设学院，学院坐落在距北碚10多公里的歇马场附近的大磨滩旁特的高等学府。这所独特的学校，不仅表现在她优美的自然环境，更表现在晏阳初先生的办学思想、办学模式等方面。时任最高国防参政会参政员的他，认为后方的建设主要是乡村建设，要以战后农村的复兴培养人才为目的，创办好这所学校。为了达到这个特殊的目的，他要求学生“应当达到具有劳动者的体力、专门家的知识、教育者的态度、科学家的头脑、创造者的气魄、宗教家的精神”，因此，学院在课程的设置上，不完全按照教育部颁布的标准进行，而是根据社会的实际需要自行安排。学院的教学活动也严格按照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进行，附近的璧山县因此成为他们的实验基地。社会系的学生深入附近农村开展社会调查，了解农民的生产、生活情况；农业和水利系则针对人民的需要展开乡村建设工作，教育系到农村办扫盲班和平民夜校。现在还可以看到的大磨滩水电站就是当年水利系的师生自己设计的。1949年江津发生严重的广柑果实蝇虫害，平教会从璧山、合川抽调了20余名农业技术人员和学院的120余名学生，组成了“江津甜橙果实蝇防治队”，分赴江津各地，开展扑灭虫害的工作，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取得了可喜的效果。因此，乡建院毕业的学生，实际工作能力都较强，许多学生毕业后直接参加了晏阳初领导的华西实验区的工作。

  共推“四大教育” 建设美好乡村

  在晏阳初看来，我国的教育必须以“三大方式”连环地推进“四大教育”，即以学校式、家庭式和社会式为原则，医治中国社会的“愚、贫、弱、私”四大病症，自然地，平民教育就被分为了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和公民教育四大教育。它们是一个整体，不能割裂，不能只突出一项。仅靠教育，不能解决我国的问题。通过四大教育，开发四种力量，相互之间依存而不可分割。在晏阳初的内心深处，他不仅强调要建设乡村，而且还要改造乡村。要与平民共同协商乡建工作，不能迁就社会，而应改造社会。

  （吴绍芬 综合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