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前夕，“长江教育论坛”在京召开。

  像往年一样，全国人大代表、长江教育研究院院长周洪宇照例公布了他的2015年教育政策建议书。

  在这一揽子修改完善教育法律的建议中，第一条就是“尽快修改《教师法》”。

  “重新修订《教师法》的条件已基本成熟。”周洪宇说，“建议国家提上日程，使《教师法》真正成为保障教师权益、促进教育公平的有力武器。”

  实际上，这一建议至今仍未得到立法部门的支持。但周洪宇仍执着地提出建议，并相信，任何一项改革都是在许多人反复的叩与问中，一点一滴地向前推进的。

  周洪宇一样，两会期间，从两会代表委员到一线校长教师，全面推进依法治教、保障教师权益，成了共同关心的话题。

  理想很远，但并非遥不可及。在现有的法治环境下，保障教师权益究竟该怎么做？

  《教师法》改了，问题就解决了吗？

  作为来自基层的人大代表，提起《教师法》，广西大化瑶族自治县高中教师蓝春桃的脑子里满是问号。

  教师到底有没有惩戒权？什么是体罚，能否有细致一点的法律条文？还有，《教师法》规定，教师有参加进修或培训的权利，但培训费用由谁出？另外，来参加两会前，同事们托她问问专家，公务员工资涨了，可地方没钱为教师涨工资，这可咋办？

  诸多问题都说明，《教师法》已经滞后，不能满足教育发展的需求。

  对此，周洪宇分析说：“近几年，因为缺少法律保障，出现了许多侵犯教师权益的事件，包括拖欠、减扣、挪用教师工资的现象。依法治教，首先要完善教育法律，尤其是要把《教师法》修改好。”

  如何修改《教师法》？在周洪宇的政策建议中，他条分缕析，提出了18条修改意见。“对《教师法》要大修，不是小修小补，特别是涉及教师权益的内容要增加、要明确、要有可操作性。”

  但同时，在周洪宇看来，广义的教师法，应包括目前国家出台的《教育法》、《义务教育法》、《高等教育法》、《职业教育法》、《民办教育促进法》以及《学位条例》等法律中涉及教师的条款，甚至还包括与教师相关的地方性法规和部门规章。

  毫无疑问，要修改这些法律中的相关条文，是一件相当繁复的工程。更何况，还有一些教师权益是现行法律没有涉及的，需要出台新的法律，比如针对学前教育和终身教育中的教师，应出台《学前教育法》和《终身教育法》予以明确。

  这还不算最让人头疼的，有一些权益是与教师的社会经济生活相关的，需要通过教育以外的法律法规来界定。

  对于这一点，北京京师实验小学校长乔锦忠深有体会。学校在聘用教师时，适用的是《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发生劳动纠纷或管理冲突时，要通过《仲裁法》来解决。这些法律法规都与教师息息相关。

  “这些法律，都应该在完善教师权益保障体系的过程中通盘考虑，不能简单地说修改了《教师法》，问题就解决了。”周洪宇说。

  问题相当复杂，但并非无解，更不能被动等待。

  基于自己的管理实践，乔锦忠认为：“与教师有关的立法，贵在精，而不在多，首先要完善好现有的法律，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可能会发现更好的办法。”

  “当务之急，是推动《教师法》修改纳入到全国人大审议进程，进入修法程序。”周洪宇认为。

  谁来为教师维权？

  教师权益无小事。任何不公正的待遇，摊到个人头上都是天大的事。

  “有法不依或执法不严，首先是认识问题。”周洪宇认为，“有些人从思想上没有把法律当回事，不尊重法律，更不信仰法律。”

  法律法规本身的不明确、不具体，缺乏操作性，也导致执行中要么打折扣，要么钻空子。

  在周洪宇看来，影响教师权益保障的还有一个深层次原因，就是长期以来，教育部门并没有自己的执法体系和执法队伍。

  许多时候，学校里发生了教育纠纷，在报送执法部门处理时，对方经常不愿受理，认为事情没有严重到需要公安出面的程度，学校内部解决即可。同时，教育行业专业性很强，涉及教师权益的事，教育部门处理起来也更得心应手。

  在今年的政策建议书中，周洪宇提出，建立一支教育执法队伍，完善教育执法体系。“要从省、市、县开始逐级形成完整的体系，整合现有的教育资源，成立专门的机构，做好教育执法工作。”

  同时周洪宇强调，教育行政执法要和司法部门相互衔接，形成问责机制。“明确各自的责任，防止出了事相互推诿，这样才能把问题和矛盾消灭在萌芽中。”

  近年来，在许多教育维权案件中，学校和教师俨然成了弱势群体。一旦出现纠纷，即便不是学校和教师的责任，司法部门为息事宁人，也会尽可能地满足家长或社会的要求。

  对于这一现象，乔锦忠分析说：“目前大部分家庭都是独生子女，家长对孩子过于溺爱，发生了家校纠纷，家长往往偏听偏信，不能理智对待。”

  当地校园里的一起学生事故，也让蓝春桃非常愤慨。一位高中生深夜从宿舍楼跳楼自杀，事实清楚，学校没有过失。但家长却坚持认为，学生在校园出了事，一定是学校和教师的责任，于是到学校大闹。最后，学校无可奈何，只好赔钱了事。

  此类事件该如何妥善处理，才能维护学校和教师的合法权益？

  “首先要建立校内调解机制，通过调解委员会或家长委员会来解决。”周洪宇认为。这样的调解机构要有第三方人士参与，以便在纠纷发生后，从客观公正的立场分清楚各方的责任，积极进行调解。“许多恶性校园案件，最初都是因为没人调解，才致使矛盾激化，最终酿成大祸。”

  乔锦忠主张，要化解家校矛盾，需要完善学校内部的教育治理结构。要发挥工会组织的作用，作为维护教师权益的法定机构。同时，学校应成立家长教师协会，使之在维护学生和家长权益方面发挥作用。

  教师如何成为权责兼备的法治主体？

  权利与义务，历来如同一个硬币的两面。在保障教师权益的同时，教师须成为权责明确的主体。

  从自身的成长经历出发，蓝春桃认为，教师首先要学法、懂法。“我也是当了人大代表以后，才开始认真学习《教师法》、《义务教育法》和《未成年人保护法》，从中深感受益。但我发现，基层学校里一大半教师既不懂法也不学法，怎么能用法律维护自己的权益呢？”

  针对一些教师在教育学生时畏手畏脚的现象，乔锦忠认为，在提升教师素质的同时，应赋予教师一定的管理权限。“明确规定教师的惩戒权，因为惩罚在教育中是重要的一部分，学生好的行为要表扬，不好的行为或者触及底线的行为还是要有一定惩罚性措施。”

  同时，乔锦忠更注重良好家校关系的构建。他所在的京师实验小学，经常通过家长开放日等活动，邀请家长走进校园、走进课堂，了解学校的教育理念和教师们的辛苦付出，增进了彼此的理解。

  在周洪宇看来，应通过明确、具体、有可操作性的法律条文，界定学校各相关主体的权利、责任与义务。

  但周洪宇也深知，“现实生活丰富多样，再具体的法律，总还是会遇到一些现实的矛盾和问题。”

  这是一个永远难以根本解决的矛盾。不过，周洪宇同时指出，现阶段，最有意义的一件事就是，各省教育部门应从各自的实际出发，制定《教师法》或《教育法》在本省的实施办法。

  “有了实施办法，也就有了处理问题的依据，属于教师的责任，不能推诿，坚决处理。”周洪宇说。

  而乔锦忠主张，学校里出了事故，一定要相信法律，通过正当的法律途径去解决。“要打破息事宁人、企图用钱去解决问题的怪圈。”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在维护学校和教师合法权益的同时，也在社会上真正树立起尊重法律、信仰法律的意识！”

  显然，在保护教师合法权益不受损害的同时，应发挥教师的示范作用，引领更多人依法行使权利，履行责任。

  最后，周洪宇向记者强调：“建设法治中国是我们的目标，要把依法治教、依法治校作为今后工作的重点，只有树立法治意识，形成法治思维，运用法治方式治理教育，才能办好教育，维护好师生的权益。”

  （本文据中国教育报刊社融媒体特别报道——《“两会E政录”：依法治教，保障和维护教师权益》节目实录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