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社为莫言的小说《蛙》写的封面推荐语是：“整部作品以从事妇产科工作50多年的乡村女医生姑姑的人生经历为线索，用生动感人的细节和自我反省，展现了新中国60年波澜起伏的‘生育史’，揭露了当时中国生育问题上的混乱景象，同时也深刻剖析了以叙述人蝌蚪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卑微、尴尬、纠结、矛盾的灵魂世界。”“本书献给经历过计划生育和在计划生育年代出生的千千万万读者。”连莫言自己也说，《蛙》关注的是中国最大的问题之一——计划生育。这个问题关系到千家万户，甚至关系到许多人的命运。这么看来，阅读小说《蛙》，便是在看几十年计划生育的跌宕起伏以及相关人物的悲剧命运了。

  但是，我在阅读这部小说时，透过一桩桩计划生育事件，常常联想到的是教育而非其他。书中所描写的计划生育与教育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

  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者姑姑与某些教育工作者有相似的目标追求。小说中的“姑姑”为了坚决执行上级关于计划生育的政策，采取的种种措施，无所不用其极。她的目标非常明确，那就是采取一切非人道的手段，绝不让一个超生人员得逞。放眼现实中的一些学校，为了完成上级部门要求的升学指标，剥夺学生的一切娱乐与休息时间，采用集中营似的管理手段，逼迫每一个学生为分数流血流汗。

  一个月只放一天假采购生活必需品，其他时间全部关在教室；毕业生集体呼喊口号，举行如同宗教般的“百日冲刺”仪式；全体学生在教室里一边做题一边挂瓶注射营养液……这些现象屡见不鲜。这种监狱似的管理方式与“姑姑”非人道的暴力手段有多大区别呢？那些把学生当作考试机器的学校领导和教师经常说：“我们是为了改变学生一生的命运，我们要办人民满意的教育。”伪崇高与真虐待往往结伴而行，“姑姑”是这样，某些教育者也是这样。

  《蛙》中的“姑姑”为了逼迫“我”的老婆从藏匿处出来，采用连坐方法——拉倒邻居大树，并以烧房相威胁，最终达到了目的。在教育领域，这类强制的手段也非常普遍——必须买相同的复习资料，必须做相同的练习；所有人必须同时跑步，不能快一步也不能慢一步；所有人必须同时睡觉，不能早一点也不能晚一点；不能到学校外吃饭、购物；不能看课外书籍……通过这种方式训练出来的学生，该是多么的整齐划一，多么的威武壮观啊！只要出现了不做同样题、不一起跑步、不统一时间睡觉的情况，这个人所在的班级就要被扣分，这就是“连坐”法。遗憾的是，这种强制性的管理方式竟然受到了许多人的追捧。

  以反人道的暴力手段执行计划生育政策，不仅会给当事人造成巨大的伤害，执行者也往往因此卷入悲剧之中。“姑姑”既是施暴者，也是受害者，她不仅在执行政策时身体多处受伤，晚年的精神痛苦更是挥之不去，如影随形。在教育领域，一味应试的学生当然承受了常人难以承受的苦痛，但还有比他们更痛苦的人——教师。一个教师的几十年时间全部交给枯燥乏味的应试，还如何享受观光之乐、阅读之乐、探索之乐呢？在小说《蛙》中，我们看到了“姑姑”的真诚忏悔，她已经在灵魂深处进行叩问，她也在通过一些行为力求弥补。但是在教育领域，我们何时能见到对这类非人性教育的忏悔？

  一名教师如果实施过暴力教育、非人性教育，一定不要将其推卸给环境或政策，而是应该好好地自我反省——“我亦有罪”。

  （作者单位系北京市十一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