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文课让小学生视之为一大乐事，历史课让大学生欲罢不能。备课的认真、刻苦，出人意料。

  中学辍学，教小学，教中学，教大学，成为国学大师，世上能有几人？执教小学10年，中学8年，大学58年，这又有几人？钱穆（1895-1990年）就是这样的奇人。他7岁入私塾，10岁入家乡果育小学，17岁转入南京私立钟英中学。适逢辛亥革命，学校停办，遂辍学。18岁那年始任小学、中学教员。1930年，他由顾颉刚先生推介，入北平燕京大学执教，时年36岁，从此跻身学术界。北大、清华、北师大、西南联大、四川大学等讲台上，都有钱穆光彩照人的身影。1950年，白手起家创办新亚书院（香港中文大学建校三大书院之一）。1986年，为文化大学学生上最后一课。1988年，94岁，钱穆先生结束家中授课。

  钱穆先生读书、著书、教书，一生致力于教育，赤胆忠心地捍卫中国文化，卓然而立，风骨挺拔。他著作等身，桃李满天下，是公认的国学大师、历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

  一天，钱穆给小学生上作文课，他让学生各带石板、石笔、铅笔及毛边稿纸出校门，到了郊外一座古墓边，那里生长着百余棵苍松。学生各自在树底下坐着，静观四周的美景，然后开始写作文。过了一会儿，大家再围坐在一起，钱穆让学生各自陈述自己所写的内容。何处有人忽略了，何处有人遗忘了，何处有人轻重倒置，何处有人先后失次，大家都可以根据实际景观互作讨论。

  钱穆听到树丛中风声特别，然后问学生，“今有一景，大家多未注意。听一听头上风声否？”于是学生们开始静听，看这风到底与平日里听到的风声有什么不同。他启发学生：“此风因穿松针而过，松针细，又多隙，风过其间，其声飒然，与他处不同，此谓松风。试再下笔，能写其仿佛否。”学生又开始仔细思考重新谋篇布局，接着又经过讨论，钱穆再为他们定高下得失。时间过去大半天，等到夕阳西下的时候，他带着学生慢慢回去。从此，学生把作文课视作一大乐事。

  在北京大学，钱穆主要任教于历史系。他讲中国通史，每堂课近300名学生听讲。那个时候，北大的校规较为宽松，学生对于所选的课可以缺席，对于自己没选的课也可以随时旁听，来去自由。每学期学校开学后，讲堂往往会有一些改换：如果旁听的人比较多，就换大课堂；如果缺席的人比较多，就要换成小课堂。这些事情也往往成为学生的谈资，更是学生对教师水平高低进行评价的标准之一。由于钱穆博学多识、才思敏捷，擅长演讲式授课，学生上座率极高，在当时甚至达到了鼎盛时期，因此有“南钱（穆）北胡（适）”之称。

  精彩的课，来自于精心的准备。钱穆备课的认真、刻苦程度，出乎常人意料。他在太庙备课，给后人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象。

  钱穆在北大讲中国通史时，通史一课必须在一学年之内讲授完毕，不能有头无尾中途停止，否则有违讲通史课的精神。那时，他住南池子汤锡予家，距太庙最近。庙旁有参天古柏200株，散布在一个大草坪上，景色幽雅。北部有御沟相隔，即面对故宫的围墙。草坪上设有茶座，但游客比较稀少。钱穆会挑选一个地方，摆一把藤椅、一个小茶几，泡一壶茶水。在那里，他或漫步，或偃卧，发出思古人的感慨。往往是午后过去，到了傍晚太阳快落山时才离开。一般他都会在开学前在太庙呆个四五天，反复思索，反复斟酌，通史全部课程纲要才写完。

  中国通史课每周4小时，共上两堂，每堂两小时。钱穆会在开学后正式上课前，选一天下午再去太庙，预备第二天上课的内容。主要是对所讲的内容进行取舍。如讲上古史，会把先秦部分的内容做得十分详备，但讲通史时就不会过多地涉及，做到详略得当；又如讲近300年来的学术史，牵涉面很广，但讲通史时就是略微提到一些。钱穆力求这是一本有关全部真实历史的教材内容，彼此相关，上下衔接，遵从客观事实，不作空洞不切实际的言论。除遇风雨外，一年之内，钱穆几乎都在太庙古柏树荫下，提纲挈领，分门别类，逐条逐款，定其取舍，终于在一年之内初步达到了他自己的想法。上自太古，下至清末，兼罗并包。

  精心备课的重要学识支撑，来自于钱穆先生平时博览群书、苦读静思、勤于动笔的苦功夫。他读书有个习惯，自首迄尾，进行通读，并且在中间遇到感兴趣的地方，都会详细做好笔记。朝夕读书，爱不释手。他还仿效古人，诵经读史，读闲杂书，写日记。钱穆一生著作超过1700万字。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教育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