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教育最令我感谢的当然是学业，那六年奠定我一生进修的基础。除了原有的学业水准，南开中学吸引了许多由平津来到重庆的优秀师资，他们受张校长号召，住进沙坪坝校园的津南村，直到抗战胜利，八年间很少有人离开。

  津南村是我所见过最早的眷村，那一排排水泥单栋小房，住着许多令南开人津津乐道的传奇人物。如：数十年来令我追忆难忘的国文科孟志荪老师，最让学生害怕的冷艳数学老师张亚丽。还有校务主任喻传鉴的两位女儿，从美国留学回来也在南开任教；“大喻”教英文，“小喻”教理科。

  南开向来注重国际性，所以英文教材难度很高，这是传统。理化方面程度也很强，学生上了大学以后，念物理、化学如入无人之境。数学也教得扎实，我们大概是当时最早教微积分的中学。我那时的功课很不错，只有数学不好，尤其是几何，我搞不清楚为什么有些是虚线、有些是实线？我的观念里只有实线没有虚线。

  化学科的郑老憨则是个奇人。全校似乎很少人用他的本名郑新亭称他，他未教女中部，但我们每次听男生学他用山东腔背化学公式，又说他在宿舍里喝点酒给男生讲《三国》，都羡慕得要死。此外，他还说了许多鼓励“男子汉”的壮语。

  地理科的吴振芝老师教初中的中国史，提到台湾时叫我们记得“鸡蛋糕”（基隆、淡水、高雄），我们就在背后叫她“鸡蛋糕”。高中时，她教世界地理，常带一本本又大又厚的洋书，给我们看世界各地图片，开启我们的眼界。那一年夏初，她的未婚夫乘小汽轮在嘉陵江翻覆，噩耗传来，我们几个女生从她的单身宿舍门下塞进慰问信，上面写着：“老师，我们同您一同哭……”从此以后无人称她外号。一九四八年初，我在台大文学院楼梯上遇见她去看沈刚伯院长，直到她从成功大学文学院院长退休，我们都保持联系，在她生命末程，我也去医院见她最后一面。

  ……

  影响我最深的是国文老师孟志荪先生。南开中学的国文教科书，初一到高三，六年十二册是著名的，主编者就是孟老师。初中时选文由浅入深，白话文言并重，五四以来的作家佳作启发了我们的新文学创作。高中课本简直就是中国文学的选文读本，从《诗经》到民国，讲述各时期文学发展，选文都是文学精华。

  孟老师教我高二国文那一年，更开创了中学课程少见的选修课，有高二全校的诗选（男女合班）、高三的词选。那两年我已长大成人，除了必须应付别的课程，准备全国大专联合考试之外，日日夜夜背诵诗词。今日静静回首，中国文学史中重要佳作我多已在那两年背了下来。

  除了课堂讲授，孟老师对我也像个父亲一样，把认为我能看的书都借给我看，有时候他还会说：“今天我们家做炸酱面，你来吃吧。”那也是我记忆中好吃的东西。

  南开的老师，以任何时代标准来看，都是注重性灵启发的有识之士；和中山中学许多学生终身怀念的老师一样，他们都是在战火中由北方逃到四川，追随张校长的办学号召，同甘共苦的。

  二〇〇四年，我们四十三班的五十周年纪念集里，受最多人追忆的是孟老师和郑老师（男生说当年有百分之四十的毕业生因为郑老憨而去投考化学和相关科系）。另有一篇傅国涌同学《呼唤人的教育》，写物理名师魏荣爵的故事；有一位孟老师国文课的得意弟子——四十一班的学长谢邦敏，毕业考物理科交了白卷，但在上面写了一首词述志，自思是毕不了业啦。魏老师评阅考卷也写了四句：“卷虽白卷，词却好词，人各有志，给分六十。”谢学长考上西南联大法律系，后来在北京大学教书。校园里流传着不少这样的故事，不难理解为何南开的老师们这么令人怀念了。

  （选自《巨流河》，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10月第一版。）

  随看随想

  齐邦媛，学者，1924年生于辽宁铁岭，1947年到台湾，1988年从台湾大学外文系教授任内退休，受聘为台大荣誉教授。

  2009年，齐邦媛先生出版传记《巨流河》。王德威先生为该书写了题为《如此悲伤，如此愉悦，如此独特》的后记。

  《忆恩师》选自《巨流河》第三章《“中国不亡，有我！”——南开中学》，记述作者1938年在重庆南开中学读书时的一段时光。文中的“张校长”，即张伯苓先生。

  齐先生在该书的序中写道：“……在这间人生最后的书房，写下这一生的故事……我由故乡的追忆迤逦而下，一笔一画写到最后一章，印证今生，将自己的一生画成一个完整的圆环。”执教鞭为生的我辈，不妨来读读这个故事。（任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