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周推荐 乔治·奥威尔 如此欢乐童年

首页 > 教育新闻 > 新闻阅读存档/2015-06-17 / 加入收藏 / 阅读 [打印]

  ……让一个学童多年生活在没有理性的恐怖和精神错乱的误解里,是否正常?这里,我们遇到了一个极其困难的问题:怎么知道孩子自己的真实感受和想法?一个表面看来好像很快活的孩子可能在事实上遭到了他不能也不愿泄露的可怕的事。他生活在一种陌生的水底世界里,我们只能用记忆或猜想来探明。我们的主要线索是,我们自己曾经是孩子,但是许多人似乎完全忘记了他们自己童年时代的气氛。比如想一想把孩子送回学校去时让他穿着花纹不对的衣服而且不肯看到这对他来说是一件事关紧要的事,这样做对孩子造成的不必要的苦恼!在这样的问题上,有时孩子会表示抗议,但是在大多数的情况下,他的态度是隐忍不发。不向成年人表露自己真实的感情从七八岁起似乎成了一种本能。甚至你对孩子的爱,你想要保护和珍视他的愿望,也会成为误会的原因。也许,你能够比爱成人那样更加爱一个孩子,但是不能由此就仓促断定孩子会对你有任何爱的回报。我回顾自己的童年,在婴孩时代过去以后,我认为我对任何成人都没有感到过爱,除了我母亲,而且即使对她,我也不是信任的,理由是羞怯使我对她掩藏了许多真实感情。爱,那种自发的,没有条件的感情,我只能对年轻的人感到。对于那些年老的人——要记住对一个孩子来说,三十岁以上,或者甚至二十五岁以上就算“年老”了——我可以有敬畏、尊重、钦佩或者惭愧的感情,但是似乎有一层由害怕和羞怯夹杂着人体上的厌恶织成的薄纱把我同他们隔绝开来。人们太容易忘记孩子是不愿同成人发生身体上接触的了。成人那么大的个子,他们的笨拙僵硬的身体,他们的粗糙多皱的皮肤,他们的厚厚松弛的眼皮,他们的发黄的牙齿,他们的发霉衣服、汗水、啤酒、烟草交杂的气味动不动就从他们身上散发出来!在孩子的心目中成人之所以丑陋,一部分是由于孩子往往得抬头看他们所造成的,很少脸孔从下往上看时是处于最佳状态的。此外,在皮肤、牙齿和脸色上,由于自己很稚嫩白净,因此孩子对这方面有高得难以达到的标准。但是最大的障碍是孩子对年龄的错误概念。孩子很难设想三十岁以后的生活,因此在判断别人的年龄时会犯很荒唐的错误。他会把二十五岁的人看作四十岁,把四十岁的人看作六十五岁,以此类推。……而且孩子把年龄增长看成是几乎到了令人憎厌程度的灾难,而由于某种神秘的原因,这是永远不会发生到自己身上的。所有过了三十岁的人都是一点没有乐趣的怪物,总是咋呼着没有重要意义的事情,为了不值得活的原因——从孩子方面来看——而活着。只有孩子的生活才是真正的生活。自以为受到学生爱戴和信任的老师事实上背后是受到他们的学样和嘲笑的。一个成人如果不显得危险,那就几乎总是显得可笑的。

  我的这些概括都是以我记忆所及的自己童年时代的看法为根据的。记忆虽然靠不住,但是在我看来,它似乎是我们要弄清孩子是怎么想的主要手段。只有唤起我们自己的记忆,我们才能认识孩子对世界的看法是怎么的扭曲,甚至到了不可相信的程度。……孩子和大人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里。如果是这样,我们就不能有把握说,学校,至少是寄宿学校,对许多孩子来说,不像过去那样可怕了。撇开上帝、拉丁文、教鞭、阶级差别和性的禁忌不谈,恐惧、憎恨、势利和误解可能仍都留在那里。必须看到,我自己的主要问题是完全缺乏任何的比例感或概率感。这使我接受和相信荒诞,为了实际上毫不重要的事情感到痛苦。光是说我“傻”,说我“应该聪明些”是不够的。回顾你自己的童年时代,想一想你曾经相信的胡说八道和能使你痛苦的琐事。当然,我自己的情况有我个人特有的细微差别。但是基本上这也是无数其他孩子的情况。孩子的弱点是他是以一张白纸开始的。他既不理解也不怀疑他所生活的社会,由于他的轻信,别人可以影响他,使他有自卑感,使他害怕违反神秘的可怕的准则。也许,我在圣塞浦里安遇到的一切,在最“开明”的学校里也可能发生,虽然可能在形式上含蓄一些。……

  我从来没有回到圣塞浦里安去过。校友重逢、校友聚餐等等这种活动,即使在我记忆是友好的时候,使我感到的反应也不仅仅是冷淡而已。我甚至从来没有去过伊顿,在那里的时候,我还是比较快活的。有一次,在一九三三年,我曾经经过那里,我很有兴趣地注意到,似乎什么都没有变,除了商店如今在出售收音机了。至于圣塞浦里安,多年之中我憎厌这个名字到了这么深的程度,以至我不能以足够超然的态度来看我在那里遇到的事情的意义。……

  如今,这个地方已永远对我不再有任何影响了。它的魔力已不再灵了。我甚至对它再也没有足够的敌意……

  (选自《我为什么要写作》,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6月第一版,董乐山译)

  随看随想

  乔治·奥威尔(1903—1950),本名埃里克·布莱尔,英国作家,出生于印度;小说《动物农场》和《一九八四》的作者。

  这里节选的是奥威尔《如此欢乐童年》的结尾部分;篇末注:“写于一九四七年五月;刊于一九五二年九至十月号《党见评论》。”

  文章主要记述他从八岁到十三岁在圣塞浦里安的学生生活。在这所“昂贵和势利”的学校,校长傻包、校长太太翻脸、同学强尼·哈尔,在不同的方面,从不同的方向,用不同的方式,给少年奥威尔以同样的打和骂;侮辱和损害带给奥威尔憎恨和消沉。

  三十年后,作者回顾这一段“如此欢乐”的岁月,似乎有了一种释然、超然和淡然。这其间的心路历程,作为教师,或许尤当了解和体味。(任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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