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麟（1902-1992），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教育家、翻译家，新儒学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代表作有《当代中国哲学》《文化与人生》等。

  “贺圣人，贺圣人！”这是进入清华大学后同学们给贺麟起的外号。或许是因为他从小深受四书五经的熏陶，言行举止都符合儒教的规范：待人诚信、“仁者爱人”“敏而好学”……再加上他那一副斯文的士人风度，大家都喜欢这样称呼他。其实，贺麟自幼聪颖好学，文思敏捷，从小就做得一手好文章。记得上小学的时候，在一次类似于曹植做“七步诗”的比赛中，一群孩子里只有他一个人在限定的走一圈时间内，回答出教师提出的问题，受到夸奖，祖父也说他将来一定会有出息。中学毕业时，贺麟就以本校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入清华学校留美预备班。

  后来，贺麟到了美国哈佛大学留学5年，国外的学习经历为他奠定了雄厚的西方哲学根基。在那里，他如饥似渴地研读西方各派哲学著作。1931年，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国难当头，贺麟放弃了即将到手的博士学位，提前结束留学生活回到国内。但他并不急于将国外著作原原本本地进行翻译，而觉得结合国运唤起民众投身抗战救国的热情最为关键。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德国三大哲人处国难时之态度》一书出炉。贺麟向读者介绍了黑格尔、费希特、歌德在普法战争中表现出来的爱国主义立场。这本书在《大公报》上连载七期，并由独立出版社出版，在社会上反响很大。

  回国后的最初几年，贺麟在北京大学授课。除了讲“哲学概论”大课外，还开过一些以读西方原著为主的课。据他的女儿贺美英回忆，贺麟讲课吸引力极强，课后经常有学生到家里找他借书，或探讨一些问题。贺麟潜心授课，并将自己研究黑格尔哲学的讲课笔记整理发表。贺麟认为，当时国家所处的时代与黑格尔的时代太相似了：强邻压境、国内四分五裂、人心涣散颓废，所以，要解决时代的问题，西方哲学很有用武之地。通过授课、译著，贺麟希望能唤醒人们对民族精神的自觉，更好地促进民族文化的发展。尽管当时学术界有一大倾向，喜欢以新的兴趣、新的眼光、新的方法研究哲学史，但贺麟发现，“西洋哲学中国化”比单纯研究推广西方哲学思想重要、有用得多，这样既有助于中国史学的研究，又有助于中国产生以历史为基础的新哲学。

  贺麟力求从中国哲学中寻求适当的名词以翻译国外经典著作，他用“先天”二字讲康德观点，用“太极”二字讲黑格尔思想，是想让晦涩难懂的西洋哲学更加本土化，从而收到东西方文化融会贯通的效果。贺麟翻译外文著作极为严谨，往往要对照几种不同版本的文字进行校订；对于难解处，他查阅各种资料给予译注，反对套语法翻译，强调译文的传神和中国化。为了让读者更好地理解译著的基本思想，他常常会细心地附上“译序”，阐述自己的研究心得。学问功力深厚，表达如从己出，行文自然典雅，贺麟在当时哲学界名气较大。曾有人将他的译著《黑格尔的小逻辑》称为中国最成功的西方哲学译作之一，传神地再现了黑格尔晚年炉火纯青般的哲理蕴意和表述风格。

  不论是教学还是研究，贺麟在哲学上都贡献巨大，影响至深。贺麟的风格，正如他自己所说：“我们应围绕我的时代困扰着我的中心问题来做。脱离时代，逃避问题，钻进故纸堆里玩弄概念游戏，或一味追求时髦耍弄洋花枪是切不可取的。”

  （本文摘自《贺麟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