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研究的学科——人口学，属于社会学一级学科下面的二级学科。

    在社会学一级学科这个大家庭里，有社会学、人类学、人口学和社会工作等二级学科，学生毕业以后拿的是法学学位。近年来，伴随着人口的发展变化，尤其是人口老龄化的发展，我国把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一项国家战略，这一领域有许许多多的现实问题、学术问题有待深入探索，需要培养大量的人才。因此，尽管在国家的专业目录里还没有明确设立，但老年学实际上已经成为社会学门类里的新兴学科，不少高校都开设了老年学专业，进行老年学方面的人才培养。

    “两眼一抹黑”与“世界前沿”

    我是个农村孩子，1982年高考结束报志愿的时候，对选什么专业心里没底。当时，中国人民大学有几十个专业招生，考生能选报其中的3个专业。我把招生目录翻来覆去看了又看，选了一个特别想上的国民经济计划专业，又选了一个从小就感兴趣的历史学专业，还剩一个不知道怎么选，就跑去找老师商量。老师看了看招生目录说：“人口学这个专业挺新的，没听说过，要不你再填个‘人口学’？”我听从了老师的建议，最后居然真被人口学专业录取了。

    我是本专业招生以来的第二批本科生。虽然来学校之前，对专业是干什么的两眼一抹黑，但是后来慢慢学下来就觉得特别有意思。

    一是因为有一批高水平老师的带领，受他们的启发，觉得人口问题很值得研究，慢慢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二是因为人口学自上世纪70年代在我国恢复重建以来，就一直保持着非常高的国际化程度。比如，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束之后，国家统计局于1984年专门就人口问题组织了世界级的研讨会，当时全世界顶级的人口学家都到北京来参会，我们的老师专门邀请他们来学校作讲座，一下子把我们的视野拉到了世界最前沿。听完专家的讲解，我们理解了人口问题对于国家的发展至关重要，有很多理论问题需要从学术的角度去学习、研究，还有很多现实问题需要去了解、改进。

    可以说，虽然学习人口学有很大的偶然性，但偶然之中也有必然。在对学科的价值有了深刻认识之后，我就这么坚定不移地走下来了。

    “流动儿童”到“留守儿童”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一直实行户籍制度这样一项社会管理制度。到上世纪80年代，我国人口、劳动力的迁移、流动仍然非常少。通过世界人口迁移、流动的经验分析可以发现，人口与劳动力的迁移实际上是经济发展、社会运行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可以上升到马克思所说的“人的全面发展”的范畴。在这个预判的支持下，上世纪90年代，我着手进行人口迁移、人口流动方面的研究，一晃30多年过去了。

    1998年，我开始集中精力关注流动儿童的就学问题。当时，北京等大城市涌现出了很多打工子弟学校。这些学校条件非常简陋，有的连教室都没有，只是戳块牌子，老师站在树底下给孩子上课。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之后，我和团队开始持续做相关调查，了解家长和孩子的需求。我们不断地写报告、发表论文，从各个渠道给管理部门提出建议，引起了一定的社会反响。

    2002年，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启动了一场关于流动儿童的全国大调查，其中流动儿童的义务教育专题交由我来负责。我们团队的基本观点是，流动儿童也是国家未来的公民，应当照顾他们在流入地受教育的正当权益。最后，我们的调研报告就叫《同在蓝天下》，专门针对流动儿童的教育提出了政策建议，对于农村流动儿童在城市接受义务教育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既然有流动儿童，就会有留守儿童。现在，大家对“留守儿童”这个概念已经非常熟悉了。但实际上，2002年前后留守儿童这一群体才慢慢进入人们的视野。一次，我带着研究生去北京石景山一所小学做调查，在校门口偶遇一位女士，她说了一句很平常的话，却对我启发很大——“你们专门调查农村孩子在城市怎么上学，可我的孩子没有带出来，留在老家了。你们是不是也该调查一下像我孩子这样的情况？”是呀，这样的孩子应该很多，但是到底有多少呢？

    随即，我就带着学生做这方面的研究，有社会调查，还有数据分析。结合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我们测算出全国大概有1920万名这样的孩子。这是一个绝对不容忽视的数字！相对于流动儿童家庭的主动流动，我们就商量是不是可以把这部分儿童称为“留守儿童”，这个概念通俗易懂，很容易被记住。

    2004年12月，我们写了一份留守儿童的相关报告，同时交给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和全国妇联。2005年5月，全国妇联启动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社会援助项目，专门邀请我到会作留守儿童情况的介绍。正是在这次会上，留守儿童正式进入公众的视野。

    总结我的人口学研究历程可以发现，我总是不断受到现实问题的启发，在调查过程中发现一个问题，努力解决它，之后再发现一个新问题，又努力去解决它，进而一点一点推动社会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