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百年政治智慧·教育论述    

    作为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朱德在长期革命生涯中，对教育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宝贵贡献。

    将培养德才兼备的干部作为教育的任务和目标

    朱德强调教育的任务和目标，并对此作出重要论断。

    强调培养干部是教育的基本任务。干部资源的缺乏，是长期困扰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大问题。党直接领导下的正式学校建立之前，朱德就重视通过一定的团体组织形式培养干部。1927年初，在中共中央军委指示下，朱德前往南昌，在朱培德部队创办了军官教育团。军官教育团名义上隶属于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实际上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干部培育基地。

    抗日战争时期，朱德形成了不同学校分类培养干部的教育理念。1940年7月，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彭德怀发布命令，决定在延安军政学院中设高级干部班，在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以下简称“抗大”）总校设上级干部班。之后，朱德明确提出将培养干部作为教育的基本任务。1942年2月，朱德与彭德怀、罗瑞卿等致电刘伯承、邓小平、蔡树藩等，抗大总校今后的基本任务是为一二九师及决死第一纵队培养干部。解放战争时期，朱德提出为适应形势发展，要大量培养干部，为此“机关要精简，但学校要加强”。新中国成立后，大批院校相继成立，朱德强调：“各学院、各学校应明确认识自己在国防现代化的建军任务中所担负的培养干部的重大责任。”朱德将培养干部作为军事学校教育的基本任务，为办好教育指明了方向。

    提出教育的重要目标是培养德才兼备的干部。朱德详细阐述了“德才兼备”的内涵，即政治上，“必须忠心耿耿地为保卫社会主义事业而服务”；理论上，“具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基础”；技术上，要“能掌握业务”。如何培养德才兼备的干部？朱德认为学校要做到知识教育和思想教育并重。马克思主义战争观认为，人是战争的决定性因素。朱德从这一原理出发，强调“有了现代装备，没有善于运用技术的干部，便是死的东西。只有学会善于驾驭现代装备的技能，才能在战场上创造出奇迹来”。因此，他在第二次全国军事学校工作会议上叮嘱学生“努力学习，提高自己，掌握现代化的军事科学技术”。在对学生进行技术教育的同时，他又指出政治工作的重大意义，“政治思想不进步，那么尽管他学了再大的本领，也是没有用处的”。重视政治工作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朱德就提出政治工作是军队的“生命线”和“灵魂”的观点。1953年4月，他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干部学校学员毕业典礼上指出：“对青年要进行共产主义道德的教育，进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帮助他们确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人生观。”

    此外，朱德认为德才兼备的干部不限于军事领域，工业建设领域也需要培养德才兼备的干部。1953年7月，他在高等工业学校行政会议上强调：“培养大批德才兼备、体质健康的工业建设干部的责任，落在你们肩上。”

    以各种方式解决学校建设中的突出问题。新中国成立前，党领导下的学校长期处于偏僻乡村，存在教材短缺问题。对此，朱德特别关注。一是根据实践经验亲自编写教材。人民军队创建之初，他曾亲自编写关于步兵操练和阵中勤务两类教材，并以教导队为试点进行训练。二是推动部队统编教材的修订和使用。1931年12月，朱德与王稼祥、彭德怀发布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第一号训令，要求红军各部迅速汇集过去一切教育计划与教育材料，并送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以便审查或修正后颁布，使之成为红军中统一的通用教材、教育计划与教育材料。三是向学校推荐教材。关于军事教材，1941年，朱德在公开发表的《党员军事化》一文中，要求军校、党校应当将苏联工农红军的战斗条令和野外条令两本书列为基本教材，“都应该教授这两本战术的基本经典”。关于政治教材，朱德要求所有部队、军事学校及军事训练班“都必须以毛泽东同志的军事学说作为基本教材，作为教育的灵魂”。

    提出开展教育的系列有效方法

    朱德经历了较为系统的学校教育，他结合实际提出了教育的系列有效方法。

    课堂学习和生活熏陶相互衔接。朱德既重视传统教育形式，也关注到生活熏陶的重要性。朱德深知课堂学习不可或缺。中央苏区时期，他从前方返回瑞金时，亲自去马克思主义学校（后改为中共中央党校）给学员讲授军事课。延安时期，中共中央先后创办了30余所干部学校，并形成了干部上讲台的传统。朱德曾在抗大多次作报告、授课，1937年3月，他在抗大讲授“中国革命近代史”。1939年4月至6月的每个星期六，朱德都到抗大一分校授课，并将抗大形容为“宣传机，训练机，播种机”，称赞“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经过抗大的熏陶冶炼，就会成为坚强的抗日干部”。同时，他认为，“上课不可少，但也不能光靠上课。要在日常生活中、闲谈中，在一起走路、吃饭的时候，用自己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去影响他们。这样的影响有时比正式上课还要好。”这种学习方式，既是朱德长期革命实践的经验总结，又成为实现教育目标的特色形式。

    日常教学与学术研究不可偏废。日常教学是学校教育的基本形式。抗日战争时期，朱德曾对抗大第一分校的教育计划提出若干具体意见，其中一条就是“必须坚持教育方法上少而精的传统”。新中国成立初期，军校承担着培养大批军事干部的重要职责，朱德强调，“正规军事学校，必须提高教学质量”，所有教师都应积极工作，尽最大努力完成学校布置的教学任务。他提倡奖励教学好的教师。关于日常教学的方法问题，他认为必须坚持和贯彻教学与实际相结合的方针，因为这是“最科学、最有效的教学方法”。

    旧中国在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方面长期落后并受制于人。朱德认为，没有科学就不能前进，倡导部队养成钻研的学术风气。因此，他重视发挥高等学校在科研方面的突出作用，强调“尖端科学要靠高等学校来研究”。此外，他还带头支持相关学校成立学术研究机关。1954年4月，他在军事学院接见各教授会主任时，听说军事学院准备组织学术委员会、成立学术研究机关，当即表示，“支持你们办好”。

    思想改造和劳动教育紧密结合。朱德非常重视关于教育中“为了谁”“为了什么”这两个关键问题。人民军队，“保护人民的利益，把人民看作是自己的父母兄弟姊妹一样”。解放战争后期，在执行争取知识分子政策时，朱德提出要“教育、争取知识分子参加革命，为人民服务，这是很重要的”。1950年3月，他出席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毕业学员大会时强调，“为人民”还是“为做官”是党的学校教育和旧式学校教育的不同之处，叮嘱即将奔赴工作岗位的学员“要下定决心跟着共产党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同时，朱德十分重视劳动在塑造人的思想方面的特殊功效。他曾指出，“生产教育，不仅帮助了生产运动，而且灌输了劳动观念”“即使将来战争结束，仍是社会上有用的人才”。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上存在着轻视体力劳动的错误思想，并对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产生不良影响。对此，他站在为党和国家培养合格接班人的高度强调：“青年团必须加强对知识青年的劳动教育，特别是体力劳动的教育，使我们的后一辈真正能与剥削阶级轻视劳动的错误思想决裂，站到劳动光荣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上来。”

    推动学校教育实现正规化系统化发展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大规模战争的结束为学校教育的正规化发展创造了和平环境，而正规化的学校教育为新中国各方面建设培养优良人才提供了重要保障。

    明确学校教育正规化发展的具体标准。朱德在出席中央军委第三十五次会议时指出：“过去的干部是从兵中来的，今后要有知识的经过学校培养的人才能行。”为解决以前干部培养不规范、干部文化素养普遍不高的问题，1949年11月，朱德在华北军政大学讲话时提出了“学校教育要正规化”的设想，并初步设计了军事人才经过正规学校教育成长的路径，即“陆军中学—陆军大学—军事学院”，提醒学员如此“学了出去才能正规化”。

    1951年，朱德关于军事学校教育正规化的理念逐渐成熟，提出建设正规化的学校，应当作为国家一项重要的、长期的任务。关于正规化的标准，朱德从学校任务、办学方针、学习内容、学员要求等方面进行完整思考：其一，学校应明确在国防现代化中的定位；其二，应有统一的训练计划和制度；其三，应有完善的设备和良好的教材；其四，学习要有较长的时间保证；其五，学员从入学、升级到毕业，应有严格的国家考试制度；其六，在学习现代科技的同时保持军队光荣传统；其七，要认真研究作战对象。1954年3月，军事学院第一期学员毕业考核时，朱德亲自担任了国家考试委员会主席。

    推动军校由分散化向系统化发展。朱德长期负责党的军队工作，他深知新中国防空力量薄弱这块短板要补齐，补齐的先兆就是加强炮兵队伍建设。1950年1月，朱德致函解放军防空学校校长贾陶等人，要求“不仅要办高射炮班，还要办重炮兵学校、山野炮学校以及其他炮兵训练班”，同时还要着眼长远，重视队伍建设，培养大规模炮兵专科教员。同年，为配合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朱德致函毛泽东，提出“三年以内至少要训练成一万以上的飞行人员”，因此需要“大量地办飞机预备学校”。在他的关心和推动下，一批通信、防化、炮兵、工兵、坦克、后勤、航空等系统化的军事院校逐步筹建和开办。到1957年，我国已先后建立100多所包括各个军兵种的院校，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教育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