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队成员开展水生植物研究工作。 细胞生物学团队进行实验。 孔海南（前排左二）与学生在水样测试现场。 钟本和（右三）指导团队进行科研工作。

    编者按：2017年，教育部启动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创建活动，首批认定来自200所高校的201个教师团队，覆盖各学科门类和东中西各省份。在长期的科研实践中，这201个响当当的团队，有的突破国外技术封锁，领跑世界科技前沿；有的着眼本土发展实际，服务国家重大需求。本期，高教周刊选取8个黄大年式教师团队，讲述他们发挥团队优势，投身科研矢志报国的故事。

武汉大学梁子湖湖泊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研究观测生态站教师团队：

开创湖泊生态修复“梁子湖模式”

通讯员 徐新伟 刘春花 范书锋 于海澔

    武汉大学梁子湖湖泊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建在梁子湖牛沙咀小岛上，“岛民”是50多名武汉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师生。

    虽然岛上的生活比较艰苦，但“岛民”们都怀揣着科研报国的梦想，希望治理好这个340平方公里的大湖，为全国提供一个湖泊治理样本，让越来越多的富营养化湖泊重新变为一泓清波。

    建立水生植物野外研究基地

    1992年，团队负责人于丹作为武汉大学生物系第一个进站研究的博士后，开始开展“长江中下游湖泊群水生植被”研究。他调查了洞庭湖、鄱阳湖等100多个湖泊后，选择在物种多样性丰富、植被类型多的梁子湖建立水生植物野外研究基地。

    在一个孤岛上建观测站，谈何容易？一开始，没有任何资金来源，在湖北省人事厅资助下，于丹买下了岛上渔民用石头搭建的简易房，开始了初步实验监测。此后，随着实验研究的开展和工作积累，在有关部门的支持下，梁子湖野外生态站建立，并于2005年获批“梁子湖湖泊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2007年，团队所在的生态学学科被评为国家重点学科，2012年被评为湖北省唯一的生态学一级重点学科，并建立生态学博士后流动站。

    获批国家站后，科技部和教育部加大了支持力度，武汉大学也从人财物多方面给予全力支持，岛上的实验条件大为改观。国际知名学者托马斯来站后，赞叹梁子湖站是世界上最好的水生植物实验站。

    采集标本，用水草为湖泊“疗伤”

    历时30年，团队走遍了全国大大小小的水体，采集水生植物标本40万余份（占全国总数的90%以上），拍摄水生植物图片30万余张，收集水生植物种子7000余份，调查了3万余个水生植物群落样方。

    从水生植物研究，到水生植被重建、湖泊生态修复和水质净化研究，团队把“以草治湖”作为主要技术措施。

    为治理修复梁子湖，团队在湖底种植了20万亩水生植物。如今，湖内80%的区域被水生植被覆盖，“水下草原”清晰可见；湖水水质也整体恢复到Ⅱ类水质，1/2为Ⅰ类水质，除去洪淹的2010年和2016年，再未出现过Ⅲ类水质。2009年6月下旬，对水质要求极高、有“水中大熊猫”之称的淡水桃花水母，高密度、大面积出现在梁子湖，为这里的水质变化做了最生动的注解。

    总结梁子湖治理经验，团队面向全国湖泊治理，提出了“抓紧治‘小病’，分期治‘重症’，保住‘生态本钱’”的新思路，得到了中央领导批示。此后，全国良好湖泊保护项目启动，投入150亿元，保护了200多个轻污染湖泊，梁子湖治理的经验和技术被推向了全国。

    接力育人，助力学科良性发展

    从梁子岛走出的100多名博士硕士，不少在国内外知名研究所或高校工作，多人晋升为教授，成为水生植物研究的中坚力量。

    团队3名博士生导师中，从美国学成归国的常务副站长徐新伟，用分子手段来研究水生植物的分类、重要类群的起源与演化；科研副站长刘春花专注于水生植物生态学和植被恢复机理研究，在国际权威期刊发文。博士毕业于中科院的王忠来生态站做博士后，聚焦水生植物功能生态学研究，揭示了水生植物对环境的适应机制。武汉大学博士毕业后留站工作的王力功、范书锋、于海澔和吕田，如今常驻梁子湖、大通湖、阳澄湖和枝江八湖的生态修复一线，研究水生植被恢复过程中浮游植物、微生物、底栖动物、鱼类的动态变化，力争较为全面地揭示植被重建和生态修复机理。

    研究方向上的多点开花见证着团队的创新与发展。团队主持了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等几十个国家级科研项目，发表SCI（科学引文索引）论文近200篇，获评“全国野外科技工作先进集体”，荣获首届“湖北省环境保护政府奖”和首届“中国生态文明奖”。为把梁子湖国家生态站建设成国际知名的水生植物研究与水生态修复重要基地，团队一直在持续迈进。

    厦门大学细胞生物学教师团队：

为人类健康事业奋斗不息

通讯员 曹熠婕 林济源

    实验室里，他们日夜不停、凝心聚力，为人类健康事业奋斗不息。课堂内外，他们实干笃行、步履不辍，潜心探索教书育人的艺术。

    多年来，厦门大学细胞生物学教师团队潜心科研，聚焦领域内核心问题，在机体免疫反应、肿瘤发生发展及靶向药物开发等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

    团队的“领头雁”、中国科学院院士韩家淮是免疫信号传导、细胞死亡与炎症领域的世界知名学者，发现了p38这一免疫细胞中的重要信号通路，H-index（H指数）为83。对细胞新型死亡机制——焦亡的研究成果入选首届“中国生命科学领域十大进展”。不久前，与他并肩作战的团队成员周大旺、陈兰芬在顶尖学术期刊《细胞》发表研究论文，发现了肝癌早期普遍存在糖原过度累积的现象，改变了以往对肿瘤细胞的一些认知。这项针对肿瘤早期事件的发现和鉴定，是肝癌研究领域的重大突破，对于恶性肿瘤的诊断和治疗具有重要意义。

    最专注的是科研

    一年到头不打烊，24小时不熄灯，这是团队实验室的常态。

    长年的超负荷工作，让团队成员吴乔的身体不堪重负，但工作的迫切感令她不愿意多休息。2008年底，吴乔患上了结肠癌，从查出癌症到回归工作，中间仅仅间隔了10个月。每天工作15小时以上，即便是大年三十仍有许多教授到岗，这是团队成员的科研日常。为了方便工作，韩家淮、李勤喜等近一半团队成员直接把家搬至学校附近。

    除了在科研上服务国家与地方发展需求，团队还积极推动科研成果转化。目前，团队已成功实现技术转让5项，相关技术在促进组织损伤修复和再生、抗肿瘤等方面发挥了有效作用。此外，他们参与合作开发的“First-in-class”靶向创新药物将为肝脏损伤和移植的患者带来福音，参与合作开发的抗肿瘤候选新药南强菌素有望开发成为国家一类抗肿瘤新药。

    最重要的是传承

    “比诺贝尔奖更重要的是知识的传承。百年后，诺贝尔奖得主或许会被遗忘，但如果书院发展得好，百年后，书院的教育事业仍会继续。”韩家淮希望通过书院模式，打造一个生命科学领域杰出人才培养的平台。

    2015年，厦门大学第一个书院——博伊特勒书院成立，韩家淮担任首任院长。书院采取“双轨制”并行运作，启动“普适计划”和“拔尖计划”，聘请了诺贝尔奖得主、院士等一批顶尖专家为学生授课，探索人才培养的新模式。

    韩家淮率先垂范，主动承担本科生班主任工作。结合班主任制度，团队成员踊跃参与本科生专业思想教育和职业规划，激发学生的科学热忱。虽然团队的科研任务十分繁重，但成员们仍然积极承担教学任务，主动参与课程体系改革。近9年来，团队中教授平均承担本科生课程、研究生课程690课时，指导学生科研立项、创新创业项目354项。

    最可贵的是团队

    如今，团队引培并举，已形成老中青传帮带的优良机制，打造了一支结构合理、业务能力突出的国际一流研究队伍。其中既有韩家淮与张荧荧、吴乔与陈航姿的“师生档”，还有周大旺、陈兰芬、邓贤明的“哈佛三人行”。

    老中青传帮带的传统不只源于团队成员的特定身份，更体现在科研与生活的方方面面。团队带头人深度参与并积极推动学院每学期两次的“青年PI沙龙”活动，为教师专业发展搭建了一个聆听前辈经验的平台；而每两周一次的“教授沙龙”则会在一个多小时中分享技术，展示研究成果，进行头脑风暴；对于基金及重点项目的申请，从书面材料修改到模拟答辩，带头人亲力亲为参与其中，助力年轻学者成长……

    未来，团队将积极参与厦门大学医学与生命科学学部的生命科学与人类健康学科群建设；以博伊特勒书院为契机，继续探索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结合国家、地方重大需求，通过强化校地、校企和人才等合作，大力推进科技成果转化，积极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