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减”政策落地后，各地学校课后服务普遍延长两小时以上。这个时段的活动安排，除了作业辅导外，有的学校安排学生自习，有的安排自由阅读，有的安排体育和劳动，有的引入技能类项目，等等。课后教育到底怎么定位？应该承载哪些功能？如何优化供给结构？

    课后教育是完整教育链条的组成部分，具有不可或缺的独立功能，直接影响我国10—20年的人才结构、规格和质量。目前“双减”催生的这场大规模课后教育变革，需根据人的成长规律、学习原理和国内外经验，给予科学系统指导，实现高质量重构。

    完整的教育由三个板块组成，课后教育承载其一，具有独立功能。从科学、整体和系统视角分析，自18世纪现代学校产生以来，教育功能被分为三方面：一是书本知识传授，主要由课内完成；二是实践知识习得，主要由校外完成；三是从书本到实践之间发挥联通、融合和再加工作用的知识（可称其为“整合知识”）的学习，主要由课后完成。课内教育、课后教育和校外教育都做到位，才是完整的教育链条。

    在中小学课程和教学活动上，普遍存在知识与实践割裂的问题，而且存在重知识轻实践的偏向，认为中小学生主要是向书本学，将来进入职场再实践不迟。事实已经证明，这样长期割裂的做法多是“鸡飞蛋打”，知识和实践两方面都学不透。实践教育滞后造成的人才创造力不足，是制约我国当前经济和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

    课后教育功能的缺失和错位，将导致全链条梗阻。首先，从基础教育功能看，课后教育向前承接课内知识输入，向后联通校外实践输出，发挥着重要的联结作用。其次，从人的成长规律看，课后教育的整合，是从课内“知道”到校外“创建”的中间环节，创建之前要学会如何做，达到“会做”程度，形成“知道—会做—创建”完整通路，缺少“会做”这一环节，很难跨越到“创建”水平。再其次，从社会发展需求看，各类人才进入社会之前，既要完成底层知识积累，构建起良好开放的知识结构，又要学会做事，能够处理解决终身学习和基本生活的问题，还要有一定的实践经历，完成基本的社会化教育，为进入职场做好准备。基础教育时长12年，如果缺少课后的“知行整合”，把这些都推后到职场，那样不但浪费更大，而且很难达到高水准的“知行合一”。

    我国2001年启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八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旨在重点解决学生创新、实践和责任能力不足等问题，除了课程内容体系、教与学方法和考试评价改革外，还设置了“综合实践活动”专门课程。实践证明，知识学习和应用实践的割裂仍难弥合，知行合一的底层逻辑仍难建构。北京市先后进行了每周半天校外实践、社会大课堂、学科实践等大规模实验，虽然大量增加了实践教育资源供给，增量部分实践元素充足，但常态课堂的结构变革仍未触及，课内知识与校外实践的融会贯通，难以变成教与学的基本架构和常态方式。

    课后教育是课内教育的“进阶”，应发展为更高层级的教育形态。做好课后教育，需要通过教学设置，把课内学习的知识、概念、原理、方法、价值等通畅地应用于实践，对接到真实情境中，支持现实问题的解决，让学生探究知识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知识的能量怎么发挥，及学习的目标、方法、价值升华，然后进一步反思自己哪里欠缺、哪里学得不扎实、哪部分不通。如果说，课内作业是纸面上的应用和初试，那么课后就要进阶到实际应用的模拟和中试，按照问题解决的路径，进行跨学科整合，完成知识的再加工、再组织、再建构，达成真实问题的提出、确定、分析及问题解决模型的搭建。

    国际上专家学者早期对这个问题的探索，多是采用知识与实践“二合一”的融合思路，如美国教育家杜威主张学校即社会，力主把知识和实践放在一个教学时空融合，直接对课内教育进行改造。杜威在芝加哥进行了8年“从做中学”实验，产生较大的世界影响力，但遇到的困难是学习效率很低，课程难以标准化和普适化，学生知识输入速度受到挑战。人们沿此思路继续探索，经过半个世纪的迭代发展，先后经过主题式教学、任务式教学、融合式教学，进化到了目前的项目式教学和跨学科实践。我们应建立以问题解决为轴心的“工作式”课堂，让学生能够像专家一样研究问题，反复经历各种真实问题解决的完整探索过程，在研究和实践中建构知识。这样的课堂从知识导向翻转为问题导向，在完成具体真实任务的过程中嵌入知识原理学习，与学科发展前沿同步，再辅以校外实践教育，就能使“知行合一”成为常态。

    如今，“双减”推动下的课后教育重建正当其时，在保持现有教育教学体制和考试评价模式的情况下，应该借鉴项目式教学经验，发展以问题解决为主体的整合式课后教育形态，打通课内和课后、校内和校外，实现整体优化、提质、增效。

    无论是理论模型，还是中外历史经验都提示我们，不能简单地将课后教育定位为课内教育的补充和延伸，也不仅是锦上添花、满足个性化需求或特色表达，不能简单化地拼凑一些活动项目。现在各学校课后服务安排学生在校做作业、自习或自由阅读，作为过渡性举措可以理解，但从教育功能底层逻辑上来说，课后教育更应该按其应有的功能定位进行系统重建。

    （作者系中关村学院学术委员会原负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