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只羊驼在学校门口的草坪上，突然见到陌生的访客，伸过毛茸茸的脑袋表示亲近。不远处，两只梅花鹿结伴在操场边溜达，冬季的阳光将鹿的影子投射在操场上，操场地面选用了其他学校很少见的蓝色，远远望去，像鹿在海边。

    站在操场边，校长于海龙默默地看着他的九渡河小学。而在两年前，他第一次来到这所学校时，一股“熟悉的童年味道”扑面而来，就像他小时候就读的农村学校，虽然硬件改变了很多，但整个学校的状态、课堂的样貌、师生的关系，都跟他印象中的乡村小学相差无几。“太像了！”于海龙感慨道。

    学校的变化从空间改造开始

    “你要不要接受一个挑战？”当时还是北京十一学校一分校副校长的于海龙，面临人生的重要抉择，使命清晰且艰巨：为村里的孩子们办一所面向2035年教育现代化的乡村样本学校。

    九渡河小学所在的怀柔区在北京最北端，学校地处燕山南麓的深山里，一个叫九渡河镇黄坎村的地方。这里耕地有限，山坡上多是板栗树、核桃树。作为北京十一学校乡村教育帮扶项目组负责人，李希贵选中九渡河小学的原因，一是条件一般，二是规模合适，100多名学生，校长可以叫出每个人的名字。

    “不搞大的建设，不改变乡村学校的样貌。”李希贵跟即将走马上任的于海龙提出的要求只有这两条，也许这才是样本的意义。具体怎么做，留给承担此项工作的十一学校一分校校长刘艳萍、九渡河小学执行校长于海龙及团队成员。

    “李校长就是这样，他会给你大的方向和理念，给予充分的帮助和支持，再给你充分的权力和空间让你放开手脚去做。我的理解是，他希望我去传递十一学校的理念，一个是以学生为中心的治理体系，确保激活每一名教师的内生动力；一个是以成长为核心的课程体系，给每一名学生的学习装上发动机；还有一个是以办学准则为基础的价值体系，让学校拥有持续优质的能力。学校的面貌就会有很大转变。”于海龙说。

    2020年1月17日，“小年”那天，于海龙第一次同九渡河小学教师见面，一种穿越的恍惚感击中了他。作为“80后”，于海龙在北京市密云区的农村学校完成了义务教育，大学毕业后在海淀区工作。他所在城区学校的教学场景、学习状态等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在这里，他竟丝毫没有陌生感，像穿越到了上世纪90年代。

    学校东边一半区域是教师的，几排平房前扯着晾晒衣服、被子的绳子，地砖上停满了车，学生没事不会过来。所有学生的主要活动区域在两栋教学楼6间教室里。打开学校的库房，堆满了崭新的体育、美术器材。“为什么不用？”“用不着。”“为什么用不着？”“学生不用，考试也不用，就在这扔着。”

    不像学校，没有学生气息。怎么办？那就从学校的空间改起：在闲置成为停车场的院落里，清出车辆，添置必要的体育器材和设施，改造成运动场和游乐园；将原有占而不用的大量仓库、教师宿舍全部收回，改造为教学和学生活动用房，原来的平房外面修建避风阁和走廊，展示学生的项目学习成果；教室、办公室合二为一，师生相处时间增加，取消仓库、储藏室，书和教学器材直接放到班里，让所有的学习资源离学生最近；结束全校集体用旱厕的历史，改造卫生间，新增饮水机；在校园北侧，增加了学生自己管理的养殖区和蔬菜种植区……

    改造的核心逻辑只有一个：以学生的学习为中心，以育人为中心，校园的所有空间为学生服务。

    改造前，6间普通教室加上4间功能教室，一共10间；改造后，23间学科教室（包含6个工坊）。目前，学校已形成学习区、实践区、运动区、游乐区、工坊区等多种功能区相结合、能提供灵活多样学习样态的校园环境。

    “把钱花在离学生最近的地方”是十一学校办学准则中的一条，在于海龙的理想中，九渡河小学应该是学生的乐园。

    空间改造是学校育人模式转型中速赢项目的一部分，以快速赢得师生信任和好感，这是他跟学校的“破冰”行动。利用原有办学经费，从企业拉来赞助，盘点库房里闲置的设备，想办法为教师配备笔记本电脑、打印机等，而对学生，先从“吃”下手。改造食堂，请来新的掌勺大师傅。以前食堂太挤，学生都端着饭盆站着吃饭。于海龙临时把会议室腾出来，让孩子们坐着吃。第一天，孩子们吃上可口的饭菜，都激动地问：“校长，咱以后都这么吃吗？”“以后都这么吃！”

    改造空间的本质是为了让组织结构改造和运行制度更加顺畅。之前，九渡河小学也是传统学校金字塔式的科层组织结构。学校借鉴美国学者亨利·明茨伯格扁平化的管理思想改造组织架构。在组织舱位图上，处于最上方的是战略高层，采用多元治理体系，包括党支部、校务会、教职工大会、学生会、家长委员会等，下面两翼一个是研发平台，另一个是服务支持人员，最基座层面也就是最前沿阵地上的一线部门，分为高年级学部和低年级学部。

    在这张图上的岗位，都不是领导，而是服务支持人员。校长要把自己定位为“首席服务官”。

    所有资源都围绕着一线部门。扁平化的架构保证了教师的需求和各种想法能在第一时间得到响应。非遗工坊的教师赵蕊让学生们采集周边17个村的泥土，研究哪个村子的土质最适合制作陶器，需要用到专业的土质检测仪，学校联系到中国地质大学的岩石实验室提供帮助。

    组织结构和制度的改革很难，但如果这些不变，空间改造只是表面的形式。如何让教师们成为你的改革同盟？于海龙上任后的一段时间里，挨个儿跟教师聊。那时，教师们的状态被他形容为小富即安式的“低端稳定”，改变并不易。在一次次“触及灵魂的谈话”中，他努力把教师身上想做事、对教育的美好向往激发出来。在他看来，一个组织里总有10%至20%的人容易改变，那就先让这些人“上车”；对于一些不想改变的人，那就放一放，先不跟他们较真儿。

    3个月时间里，薪酬体系、职级改革、双向选聘等7项基本制度打破了原有的规则，重新拟制。其中，薪酬体系是撬动7项制度的基本点。之前，薪酬看职称、年限，难免论资排辈，多劳多得体现不够，教师动力不足。改革后，学校的内部职级打破了职称的局限，能上能下，薪酬向学部主任、班主任等重点关键岗位倾斜，充分体现“按劳分配，按岗取酬，绩优酬高，薪随岗变”的原则，绩效的具体指标指向利于学校发展、利于学生成长。改革前，每名教师每个月可分配的绩效工资也就五六百元，改革后，至少要拿出几千元重新分配。

    在任何一个组织里，改革如果涉及个人利益，都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除了统一价值观、改革基本制度外，更重要的是找到“教师成长的发动机”。在于海龙的观察里，讲课、送出去培训等常见手段，对促进教师的职业能动性效果一般。他把目标锁定在“为教师搭建挑战性任务”上，如学校的内部项目都是基于真实问题而产生的，只要教师能针对此开发出对学生有益的课程，就会累积自己的学术积分，在学期末得到组织的肯定。

    当年7月，全体教职工大会召开，7项制度投票通过率近百分之百。

    “这个时候我心里就有谱了。改革最难的点就在这里，决定着是否能形成统一的目标。”于海龙说。

    以“顶天立地”的课程为链接，乡村与学校互相滋养

    学校的产品不是学生，而是课程，课程的目标是育人，这是十一学校秉持的理念。于海龙想为山里的孩子提供更多有意思、有意义、有可能的课程。

    可是，最大的挑战来了——没有充足的专业教师怎么开出更多丰富可选择的课程？

    “寻找心灵手巧的能工巧匠，只要您有一技之长即可加入我们……”2020年6月，九渡河小学周边6个村的村口，破天荒贴出了一张招聘“乡村教育合伙人”的海报。

    木匠、厨师、扎灯笼的、剪纸的、养鱼的、养蜂的、养兔子的……让学校意想不到的是，陆陆续续竟有80多位村民报名。课程中心的几名教师在门口支起桌子挨个面试。从业时长、业务能力、口语表达……最终，40位手艺人入选。

    怀柔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杨门浆水豆腐的第五代传人杨坤全就是其中一位。浆水豆腐品质优良，但是在营销环节上出现问题。豆腐课程就以实际生活中的这个难题为任务驱动，致力于将好豆腐卖出好价钱。教师们从零开始，把商学、经济学里适合小学生的条目提取出来，又将诚信、服务、质量意识等内容与国家课程标准中德育的要求对接起来，形成一条条具体的学习目标。一门富有特色的豆腐课程诞生了。

    整个课程的任务就是帮着乡亲们把豆腐卖出去。为此，孩子们要学科学，知道磨豆腐的原理；要学数学，对自己磨出来的豆腐合理定价；还要学语文，为豆腐写广告语；他们还要学一点营养学，让产品更具竞争力。有的学到了用5种豆子混合研磨豆腐，有的学会了用山泉水制作，有的专门为轻食人群定制；这些还不够，孩子们又经过了渠道调研、现场看样、谈判洽谈、法律咨询等努力，与附近的餐厅、农家乐签订了合同，给豆腐打开了销路。

    有了这样的尝试，教师们惊讶于孩子的无限可能，孩子们更是打开了视野，开始对整个九渡河地区的产业进行调研。他们画出了山区的产业结构分布图，形成了山村生态和学校样态融合的模型。

    借助这一课程的开发模式，在之后的短短两个多月，学校就多了“种植养殖”“乡村美学”“厨艺”等几十门课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