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科学家座谈会上提出，要加强高校基础研究，布局建设前沿科学中心，发展新型研究型大学。2021年3月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支持发展新型研究型大学、新型研发机构等新型创新主体。当前，新型研究型大学已正式写入与国家宏观政策目标相一致的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系统政策，在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发挥着重要而独特的作用。

    新型研究型大学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发展导向。国家在当前发展阶段提出这一概念，既是国家战略需求的集中体现、加快构建高质量创新体系的现实需求，又是知识生产模式变革的客观要求，更是大学组织结构演进的时代具象。

    围绕时代特征 力扛历史责任

    从“高质量发展”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战略需求。科技创新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关键变量。党的十九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必须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创新在五大发展理念中居于首位，成为指导新时代发展的重要遵循。之后，中央不断强调科技、人才、创新驱动的重要性，特别是将科技自立自强摆在创新和高质量发展推动力的首要位置。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为了推动实现这一战略目标，党和国家提出“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科技第一生产力、人才第一资源、创新第一动力的重要结合点，高水平新型研究型大学肩负着培养创新人才和探索科学前沿的时代重任。国家希望新型研究型大学做“尖兵”突进，对国家重大战略科技问题进行攻关探索。新型研究型大学要勇担时代使命，通过培养拔尖创新人才、产出高水平科技创新成果，支撑高质量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从知识生产模式变革到大学组织演进的知识生产革新使命。大学是现代社会中最为关键的知识生产机构，知识性是大学组织的本质属性之一。知识生产模式变革是大学组织结构演进的根本内驱力，对大学的学科结构、人才培养和科研组织方式都产生了深刻影响。新型研究型大学本质上也属于研究型大学。研究型大学是大学组织分化的结果，也是大学系统适应社会需要的结果。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出现，是大学组织结构对知识生产、传播以及应用方式变革的主动应对。大学组织结构转型已经成为全球和中国高等教育发展不可扭转的趋势。当前，新型知识生产模式强调知识生产主体的多元性、网络性与耦合性，知识创造发生在多元创新主体的互动与耦合的过程中，并在此过程中形成创新生态系统。从学科组织结构而言，目前学科发展呈现高度分化基础上的高度综合趋势，交叉学科越来越受到关注，研究型大学也对此高度重视。大学要打破传统学科组织界限，加强制度设计，增强组织的开放性，形成“扁平化”学科组织结构，顺应和促进学科交叉融合发展。新型研究型大学更要基于学科组织结构创新，先行先试、勇于探索，促进学科交叉融合，探索构建有利于学科交叉合作、有利于解决复杂问题的新型组织结构及其制度体系。

    新科技革命时代对人才培养模式提出更多新要求，学生的终身学习能力以及自主获取知识和融汇跨学科知识能力，对于学生未来高水平、可持续发展愈加重要。新型研究型大学要应需而变，革新育人理念、课程体系和教学方法，在新技术加持下，对教学系统进行组织创新，设计新的学习框架。为适应学科交叉和跨界融通的需要，新型研究型大学的科研组织模式更为扁平和开放，鼓励引入和开发新的技术手段、研究方法，减少因专业壁垒和物理空间所带来的限制。

    从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视角到未来前瞻的创新驱动。纵观历史，前三次工业革命都成为新型大学产生的重要推动力。如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英国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德国的柏林洪堡大学，第三次工业革命时期美国的斯坦福大学。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是否会产生一类具有代表性的新型大学？大学模式和高等教育模式的演进，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两者间的关系发展有着一定的规律。从历史来看，每次变革中都会有不少大学进行探索和尝试，最终形成最适合当时社会发展需要的大学形态。

    每个时代都有着自己的“新型大学”，例如柏林洪堡大学和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与同时代其他大学相比，它们当时也具有新型的特征。通过对大学形态的探索逐渐沉淀，他们最终成为成熟的大学形态，并被世界范围内的大学共享，进而成为人类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的宝贵财富。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核心特征在于世界经济和地缘政治格局中实力对比的变化，世界经济中心转移，政治格局呈现非西方化和多极化，从而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秩序和规则演变。这一变局的原动力在于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的产业颠覆性变革。在此时代大变革背景下，新型研究型大学作为高等教育探索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运而生、乘势而上。

    新型研究型大学相关探索成功与否，尚有待时间和实践的检验。虽然现在不一定能准确预见未来大学的发展模式，但我们可以进行符合高等教育发展规律的探索，并为后来者积累经验。随着国力的强盛，我国正逐步成为知识创新的全球中心，这也给了我们在世界高等教育舞台贡献中国探索的机遇，我们有责任也有义务进行新型研究型大学的探索，为世界高等教育发展贡献力量。

    创新办学思路 重塑组织结构

    新型研究型大学之“新”，首先在于要“能”传统研究型大学所“不能”。新型研究型大学之“型”，在于通过组织和制度创新，构建出适合新形势需要的特色办学模式。在新时代发展新型研究型大学，要重点回应以下四方面问题。

    一是理念定位之“新”。如何扎根中国大地，快速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理念之新是新型研究型大学能否成为一个类型大学的根本所在。在新时代建设新型研究型大学的核心理念是要主动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经济社会发展，在新型举国体制下，深化科教融合、产教融合，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机衔接，为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支撑。要高起点办学，坚持需求导向和问题导向，自觉肩负起改革使命，把有利于加强基础研究、有利于推动重要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有利于加强创新人才教育培养，作为深化改革的着力点，努力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真正实现扎根中国大地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具体来说有四个坚持：坚持集约化发展，小而精、高精尖、质量型；坚持开放式发展，加强合作协同；坚持内涵式发展，走高质量发展道路；坚持差异化发展，要有自己的特色，不能千校一面。

    二是治理模式之“新”。如何通过体制机制改革，激发科技创新活力？激发新型研究型大学的科技创新活力，归根到底在于全面提升治理效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就治理机制而言，要坚持和加强党对高校的全面领导，并全方位贯穿到办学治校的全过程。新型研究型大学在国家推进“双一流”建设进程中，要在顶层设计中坚持和加强党对高校的全面领导；要贯彻落实党委办学治校的主体责任，发挥学校各级党组织在办学治校中的“定盘星”作用；要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把党建成效转化为育人成效、科研突破、服务贡献。

    就治理构架而言，要构建更为科学合理的多元化治理体系，并进一步提升办学效能。如何协调多元主体之间的关系，以及多元主体参与治理的科学机制，构建地方政府和高校之间、行政管理和学术管理之间的新型关系，亟待进一步探索。同时，投入与管理主体、办学主体、行业管理主体这三种主体，如何更有效能地各司其职、各负其责，也需要进一步探索。

    三是育才树人之“新”。如何培根铸魂启智润心，培养德才兼备的拔尖创新人才？新型研究型大学要构建起核心素养内化系统，致力于培养拔尖创新人才。要进一步明晰人才培养目标，制定人才培养标准，形成具有特色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方案。要健全协同育人机制，完善通识与专业贯通式人才培养新路径，建立“通专结合”的人才培养新模式。要积极拓展学科边界，促进不同学科间的交叉融合，建立具有明显交叉学科属性的前沿性课程。要用学术前沿启迪和增强“科研敏感”，设置学术前沿引领、研究方法训练、学生创新研究项目、学术表达能力培养、学生思辨能力培养等模块，帮助学生在课程学习中提升研究思维、素养、视野、研究兴趣等，并将其与科学研究技能有效结合，转化为拔尖人才的科研实力，为他们未来在基础学科领域成为领军人才，奠定坚实基础。

    四是视野融合之“新”。如何立足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文化自信，加强国际交流合作？新型研究型大学具有鲜明的国际化特征，要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服务国家，放眼全球，在日益复杂的国际文化交流中保持高度文化自信。要具有全球意识和融通思维，要直面不同观点、文化碰撞交汇时产生的问题与张力。从世界格局的高度，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理念为引领，将中国文化和观点浸润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中。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强调，必须实现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以南方科技大学、上海科技大学、西湖大学为代表的一批具有新型研究型大学特征的高校，在高等教育新一轮发展中，以较快的发展速度，在人才培养、科研、国际影响力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探索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研究型大学崛起之路，凸显了制度优势和治理效能。虽然几所学校的发展背景不太相同，但总体上都呈现办学时间短、高起点、研究型、对外开放程度高、小而精等诸多鲜明特点。